优绩主义的茧房[1]

——博士生学术生产中“自我盘剥”现象的制度逻辑

李  彦  孙元涛

摘要：博士生学术生产中的自我盘剥是由深层次制度逻辑所催生的结构性现象，深刻反映了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在促进创新与多样性方面的内在矛盾。尽管“松绑”逻辑旨在减少对量化评价的依赖，但优绩主义驱动下的“加绑”逻辑，却持续主导并塑造着学术生产的评价框架，二者的交织与冲突构成了博士生学术生产的基本结构，并借由三重中介机制使博士生在过度追求学术成果的过程中陷入自我盘剥的循环。符号规训机制将外部量化指标内化为个体的自我驱动标准；景观生产机制用高度可见的优绩符号取代研究的内在价值，加剧了博士生的工具性竞争与学术异化；认同维系机制则通过成瘾性反馈与反思剥夺，在文化上完成了行为模式的再生产。破解“自我盘剥”困境需超越技术性调整，通过对制度根源的深度反思与学术文化的价值重塑，有效破解优绩主义“加绑”逻辑的束缚，重建博士生的学术认同，促进学术生产的多元性与自主性发展。

关键词：博士生教育；优绩主义；学术生产；自我盘剥；制度逻辑；学术评价

作者简介：李彦，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liyanphd@zju.edu.cn；孙元涛，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一、问题提出

博士生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战略的重要承载群体，肩负着原始创新和知识积累的双重使命。然而，伴随着现代学术体制持续朝向科层化与绩效化演进，当代博士生教育的治理却陷入了深刻的制度性矛盾之中^[1-2]。一方面，旨在激发创新的“松绑”话语在政策层面获得强调，倡导摆脱量化指标的束缚。另一方面，以绩效主义为核心的“加绑”逻辑，在实践中通过隐性的组织与评价机制，反而强化了对博士生学术产出的量化要求^[3]。博士生群体被置于“松绑”与“加绑”的双重张力中，其学术行为在外部规训与内在焦虑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过度投入与资源透支的倾向^[4]。在这一过程中，日益突出的“自我盘剥”（self-exploitation）现象成为理解博士生学术处境的关键切口。

本文将“自我盘剥”界定为一个兼具行为逻辑与权力机制的分析性概念：个体在缺乏强制约束的情境中，为回应优绩主义压力与学术合法性焦虑，主动投入超常的学术劳动，进而造成身心耗竭与学术动力衰退^[5]。它在概念结构上体现出结构性诱导下的“主动的被动性”：博士生的能动选择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在实质上却被一套强大的制度逻辑所引导和规训，最终服务于外部评价体系的目标^[6-7]。此概念在理论上区别于侧重无效率竞争的“内卷”和侧重权力单向内化的“自我规训”，它特指在优绩主义逻辑下，个体能动性被捕获并转化为驱动自身资源消耗的特定机制^[8-9]。

经验证据显示了该现象的普遍性。《自然》杂志的全球调查指出，过半数博士生将论文发表等绩效指标视为主要压力源，并普遍感到“筋疲力尽”^[10]。这种“耗竭式”投入已非个体心理问题，而是一种由特定制度安排所驱动的全球性趋势。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生产并维系博士生“自我盘剥”的深层制度机制是什么？为何旨在“松绑”的改革意图，却在实践中常被“加绑”的强大惯性所消解乃至收编？解答此问题，需超越对表层行为或单一政策的分析，转向对现象背后的制度逻辑进行系统性探究。本文采用制度逻辑的分析视角，尝试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结构—机制—行为”分析框架，揭示“松绑”与“加绑”的制度逻辑如何构成博士生行动的深层结构，这一结构性矛盾又通过哪些关键的中介机制传导至个体层面，并最终驱动了“自我盘剥”行为的系统性生成。本研究旨在揭示优绩主义如何构筑起一个看似合理却充满悖论的“茧房”，并阐明“自我盘剥”被系统性再生产的内在机理。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文献综述

既有研究已认识到博士生“自我盘剥”现象不仅表现为个体在学术劳动中的过度投入，更指向一种嵌入制度场域、可被复制并持续激活的结构性行为模式^[11]。该现象的后果体现在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它持续损耗博士生的身心健康^[12-13]，并引发学术倦怠与认同危机^[14]；在学术生态层面，它导致创造力与多样性受到抑制，并瓦解了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认同^[15-16]。其作用机制在于，外部评价标准被个体不断内化，使博士生在看似“自由”的选择中，陷入以量化绩效为导向的自我强化式竞争^[17-18]。

现有文献大致形成了两条解释路径：其一是“技术偏差”理论，认为“自我盘剥”源于现行量化评价指标的设计缺陷与滥用^[19]，特别是过度依赖论文数量与期刊等级等表征指标^[4,20]；其二是“组织失灵”理论，强调学术组织内部科层结构与激励机制的结构性不匹配^[9]，使得博士生陷入信息不对称、制度期待与个体目标错位的双重约束中，从而诱发自我盘剥行为^[21-22]。

这两条路径准确地识别了绩效主义体制中的部分症结，但其解释力有限。其一，现有理论多从制度“失效”视角切入，缺乏对“制度为何能持续诱导个体内化自我压迫机制”的解释；其二，未能有效捕捉制度背后的“合法性规训”逻辑，亦未揭示制度如何在形式上维持合理性、实质上引导个体构建“主动自我盘剥”的行为路径。因此，它们不仅无法解释为何博士生群体在面临制度压迫时，并非抵抗，而是主动加码，并非疏离，而是参与；同样也无法揭示为何这一机制具有代际传递的“再生产效应”。

（二）理论框架：“结构—机制—行为”解释模型

为回应上述理论空缺，本研究在制度逻辑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结构—机制—行为”解释框架，旨在系统连接宏观制度结构与微观个体行为，将“自我盘剥”理解为特定制度环境下被催生的行为后果，而非孤立的心理现象或简单的道德议题。

分析的起点在于识别博士生学术生产场域中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本研究采用“制度逻辑”来捕捉结构的本质。制度逻辑被定义为“社会建构的、历史性的物质实践、假设、价值观、信念和规则模式，个体借此生产和再生产其物质生活，组织时间和空间，并为他们的社会现实提供意义”^[23]。因此，博士生教育场域并非由单一规则支配，而是由多种逻辑共同塑造。其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为“松绑”逻辑与“加绑”逻辑的悖论性共存。前者深植于学术共同体对自主性、创新性与长周期探索的内在追求，后者则深刻反映了科层化管理、资源竞争与效率至上原则对学术领域的外部形塑。制度逻辑的并存与竞争并非短暂的制度失调，而是构成了博士生必须面对的、具有持续张力的行动背景，形塑着其策略性选择的可能范围与基本方向。

然而，结构并非直接决定行为。结构性压力是通过一系列关键的中介传导机制实现对个体行为的塑造。换言之，中介机制是制度逻辑与个体能动性交互作用的核心环节，它们将宏观的、往往显得抽象的制度要求，转化为个体能够感知、理解并做出回应的具体信号、压力与意义框架。机制分析的核心任务，在于揭示制度逻辑的矛盾性是如何被个体“体验”并“处理”的，从而使得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成为在特定情境下具有“合理性”甚至“必要性”的选择。

最终，在结构性矛盾的约束下，经由特定中介机制的传导，博士生为应对多重制度要求所采取的策略性行动，汇聚并显现为一种可观察的、具有规律性的行为后果，即“自我盘剥”。它是个体在复杂制度环境中寻求生存、发展乃至卓越的某种“理性”计算与努力的结果，但其普遍化与常态化却揭示了制度安排本身可能存在的深层悖论。

采用“结构—机制—行为”的整合框架，力图超越对制度“好坏”的静态评判或对个体“选择”的孤立解读，转而动态地、关联地揭示“自我盘剥”被系统性生产、维系与再生的完整过程，从而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清晰的理论指引与实践地图。

三、研究设计

为深入探究博士生学术生产中的“自我盘剥”现象及其背后的复杂制度根源，需通过对经验材料的系统化数据分析，初步勾勒出博士生学术生产所嵌入的制度场域，识别其关键构成要素，并提炼出待深入分析的核心制度逻辑。

（一）方法论选择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制度文本分析、多案例研究与访谈法，以“三角互证”策略提升研究的信度与效度^[24]。首先，通过文献分析与批判性审视，系统梳理了博士生学术生产、学术评价及相关制度理论的现有成果，为研究定位与理论对话奠定基础。其次，制度文本分析聚焦于影响博士生学术生产的正式制度环境，揭示其对博士生学术活动的框架性塑造作用。最后，多案例研究与访谈法被用于探索非正式制度在博士生学术生产中的实践样态，特别是揭示“松绑”与“加绑”逻辑如何具体影响博士生的个体经验与行为选择。

研究选取T大学与Z大学作为案例，二者在“破五唯”政策下积极探索兼顾成果数量、质量与原创性的评价制度，为观察制度逻辑互动提供了理想场域^[25]。样本筛选聚焦于“自述经历了显著的学术劳动压力或为达成绩效目标主动牺牲健康”的博士生。通过滚雪球与目的性抽样结合，最终选取来自理、工、农、医、文、社科六大学科领域的20位博士生进行深入访谈（见表1）。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在知情同意及确保匿名前提下进行（每次60~90分钟），系统收集博士生在学术生产中的行为、感受及制度性挑战信息。访谈录音转录后，利用NVivo等软件进行定性分析，确保数据处理严谨高效。

表1  访谈对象信息

 

（二）资料分析：制度场域构成要素的系统化编码

为深入探究博士生学术生活中“自我盘剥”现象的生成路径，本研究对收集到的访谈资料与政策文本进行了系统性的编码分析。整个过程依次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三个递进阶段，旨在从丰富的经验资料中逐步提炼出核心概念，并最终构建一个能够解释现象内在动因的理论模型。

1.开放式编码：制度场域要素的初步呈现

通过逐句分析原始资料，识别并命名构成博士生学术生产这一制度场域的基本单元。分析揭示出场域存在核心分野：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指所有明文规定的政策、标准和评价体系，它们构成了博士生必须遵守的显性“游戏规则”，如成果发表机制、绩效评价、毕业标准等。非正式制度体现为学术共同体内部被广泛认可但未被明文规定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与实践环境，如同辈竞争、榜样效仿、学术伦理、师门氛围、导学关系等。开放式编码共得到数十个初始概念（见表2），为下一步的理论抽象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表2  主轴编码过程

 

2.主轴编码：制度要素间的关联与范畴化

在主轴编码阶段，依据“结构—机制—行为”思路进行聚类重组，探索开放式编码概念间的内在联系，形成更具分析性的主范畴。分析发现，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要素交织作用，使得学术场域中存在两种相互冲突但又紧密交织的核心力量，本研究将其概念化为“加绑”逻辑与“松绑”逻辑。“加绑”逻辑是驱动博士生走向工具化、竞争化与功利化导向的一整套制度压力，体现于毕业发表压力、就业选择偏好等范畴。“松绑”逻辑则代表了维护学术自主性、鼓励深度探索与创新的制度力量，体现于研究选择自由、学术道德塑造、学术动能激发等范畴。在结构之下，通过对开放式编码的聚类发现，博士生通过一系列微妙的中介过程，主动地回应并内化两种制度逻辑。本研究将其归纳为符号规训、景观生产与认同维系三重机制。最终，中介机制共同作用的后果，清晰地指向一种规律性的行为模式，即“研究自由剥夺”“科研动力消耗”与更深层次“压力内化”为特征的“自我盘剥”（见表2）。

3.选择性编码：核心制度逻辑的显现与确立

通过对六个主范畴的反复比较与理论性思辨，我们整合主轴编码所获得的各个范畴，构建主轴概念间的典型联系结构，梳理博士生“自我盘剥”过程的核心故事线。编码发现，博士生“自我盘剥”行为的根源在于“加绑逻辑”与“松绑逻辑”并存所制造的结构性张力。宏观结构并非直接导致行为，
而是通过“符号规训”“景观生产”与“认同维系”三重机制，系统地传导至个体层面。“符号规训”完成了外部规则的内化，为行为提供了初始动力；“景观生产”则将这种动力导向对优绩符号的无限竞争，使行为得以强化；而“认同维系”则通过情感与认知路径，最终将这种行为模式固化为学术身份的一部分。由此，“结构—机制—行为”的整合性模型得以浮现：“加绑”与“松绑”的制度逻辑冲突（结构），通过符号规训、景观生产与认同维系的递进式传导，最终催生并维系了博士生的“自我盘剥”行为（见表３）。

四、博士生学术生产的制度逻辑样态：“加绑”与“松绑”的悖论式共存

对经验材料的系统化编码揭示了博士生学术生产所嵌入的制度结构中存在“加绑”与“松绑”这对相互冲突的核心制度逻辑。进一步剖析这两种制度逻辑各自的内涵、表现特征及其在当前学术环境中的复杂互动样态，发现博士生的“自我盘剥”现象并非源于单一的制度弊端，而是“加绑”逻辑主导下、“松绑”逻辑被持续收编的悖论式共存与不均衡博弈所催生的结构性产物。

（一）“加绑”逻辑：优绩主义驱动下的量化竞赛与效率至上

“加绑”逻辑是当前博士生学术生产场域中一股强劲且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力量，该逻辑将复杂的学术活动与个体的学术成就还原为一套可量化、可比较、可排序的绩效指标，并以此为基准进行资源分配和机会筛选。“加绑”逻辑核心特征表现为对数量的优先追求、对效率的极度崇尚和对产出的即时预期。在这一逻辑支配下，学术生产过程被客观上重塑为一场以发表高等级、高数量论文为目标的“学术竞赛”，博士生作为其中的行动者，被持续地动员起来，以最大化个人学术资本的积累。

表3  选择式编码过程

 “加绑”逻辑的支配力并不仅依赖于强制性的规则，其更深刻的效力来源于一种文化层面的隐性渗透和符号建构，即通过优绩主义（meritocracy）话语对博士生进行“无声的规训”。优绩主义成功地将一套基于量化成果的评判标准，塑造为衡量学术价值的、看似客观中立的准绳，界定了场域内何为“值得欲求的”目标，并以此主导个体的行为逻辑^[26]。在此过程中，博士生逐渐将外部的评价标准内化为自我认同的核心，将外部的审视转化为内在的焦虑与驱动力。一位受访者描述了这种无形却强大的压力：

“在我们学院，论文发表的数量基本上决定了你的前途。哪怕你的研究很有创意或者很深入，但如果发表的篇数不够多，认可度还是很低。说实话，所谓的‘成功’好像就变成了发多少高被引论文、拿了多少经费，这些东西成了我们做学术时绕不开的标准。”（WJL20231126TH）

这种规训的精妙之处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体的能动性，使其“自愿地”参与到优绩的追逐之中。博士生在观察和比较他人的学术轨迹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既有对“学术成功”的向往，也有因产出不足而引发的焦虑。这种弥散性的“同侪压力”强化了优绩性“加绑”的合法性与吸引力。最终，博士生群体在优绩目标的驱动下，逐渐被卷入以指标为导向的自我盘剥之中，而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多样性则在这种单一价值导向下被无形地压制。

“论文发表几乎决定了一切，评奖评优、工作，甚至是尊严。大家私下都会经常拿那些‘厉害’的博士生来说事儿，看着别人一个个都在‘出成绩’，自己不发表点什么就会觉得很焦虑，感觉落后了。于是慢慢地就会去模仿他们的做法，拼命追这些指标。”（LYZ20231229TH）

（二）“松绑”逻辑：学术自主与质量提升的理想图景与实践困境

与“加绑”逻辑相对，“松绑”逻辑代表了学术场域中一股旨在回归学术本真、鼓励创新的制度力量，其内核在于支持学术研究的多样性，提升学术成果的原创性质量，并强调对研究过程的深度投入和长期探索。近年来，国家层面大力推行“破五唯”等改革举措，其明确的政策意图正是为了强化“松绑”逻辑，旨在破除量化指标的桎梏，为博士生提供更广阔的学术探索空间，释放其创新潜力，以期培育出真正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拔尖人才。

尽管“松绑”逻辑在政策层面得到大力倡导，但在实践中“松绑”逻辑往往受到由“加绑”逻辑的制度惯性（institutional inertia）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抑制。博士生个体作为理性行动者，敏锐地意识到在日益激烈的学术劳动力市场竞争中，若无法通过持续的高效产出来满足优绩性评价体系的要求，即便拥有再深刻的学术洞见，也极有可能被边缘化。强烈的生存压力使得博士生的学术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对学术本身的纯粹热爱，而是出于对优绩指标的被动迎合^[19]。

“即使学校有意尝试改变评价体系，但大家还是会按照旧的规则行事，因为没有人想冒险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何况学校和就业市场的标准也不一样。”（MGM20231023TH）

不仅如此，“松绑”的某些举措在“加绑”逻辑的主导下被悄然“异化”或“收编”。例如，当评价标准从“看数量”转为“看代表作质量”时，“加绑”逻辑会立刻将“高质量”重新定义为其所熟悉的语言，即顶级期刊的影响因子与分区。这导致博士生的压力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因目标更集中、竞争更残酷而加剧。“以‘松绑’之名，行‘加绑’之实”的现象，反映了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的深层阻力^[27]。

（三）制度逻辑的冲突与融合：“加绑”主导下的扭曲平衡

“加绑”逻辑与“松绑”逻辑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体现为一种深刻的、内嵌于现代学术体制之中的结构性张力。这种张力本质上是不同价值观与组织原则之间的持续冲突：首先，它是市场/科层逻辑与学术/专业逻辑的冲突，“加绑”逻辑体现了市场逻辑的效率观与科层逻辑的标准化管理，而“松绑”逻辑则根植于学术共同体内部追求真理、崇尚原创的专业精神。其次，它是短期可见产出与长期潜在价值的冲突，“加绑”逻辑倾向于奖励短期内可见的、易于测量的成果，而“松绑”逻辑则鼓励那些需要长期积累、风险更高但可能带来颠覆性创新的研究。最后，它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前者将学术活动视为获取地位与资源的手段，后者则强调学术活动本身所蕴含的求知与育人价值。这种结构性张力使得博士生个体始终处于矛盾的期望之中，既要追求快速产出以在竞争中生存，又要面对内心与政策所倡导的对高质量、原创性研究的追求。

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两种逻辑的互动并非势均力敌的平衡，而是呈现出一种“以‘加绑’为主导，‘松绑’被动融合”的扭曲平衡样态。优绩主义是维持这一样态的核心组织原则。它成功地将“加绑”逻辑所倡导的量化产出，塑造为衡量一切学术价值（包括“松绑”逻辑所追求的“质量”与“创新”）的度量衡。

因此，当前博士生学术生产所嵌入的制度环境，其内在矛盾性并非偶然，而是由制度逻辑的冲突与不均衡融合所构成的、具有稳定再生产能力的特定样态。在这种互动样态下，“松绑”逻辑的实践效力被系统性地削弱。当“松绑”政策鼓励博士生进行跨学科等创新探索时，由于这类研究的产出周期长、发表难度大、不易被传统评价体系认可，博士生往往会因“加绑”逻辑所带来的现实压力而望而却步。博士生行为选择的实质是宏观制度逻辑在个体层面的投射。制度逻辑的结构性冲突为“自我盘剥”行为提供了原始的驱动场域，而其对个体行为的具体塑造，则需通过一系列微妙的中介机制才能实现。

五、学术优绩的“竞技场”：“自我盘剥”的制度性生成与再生产

以优绩主义为核心、“加绑”逻辑主导的制度结构，为“自我盘剥”提供了基本条件，但其实现则依赖于一套精密的传导机制。传导机制将宏观的制度压力转化为个体日常的实践逻辑。因此，“自我盘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遵循着一种递进式的生成次序：结构性张力首先通过符号规训被个体内化为行动准则；继而，景观生产机制将这种内在驱动放大并导向对优绩符号的无限竞争；最后，认同维系机制完成行为模式的固化与再生产。三重机制环环相扣，共同构筑了驱动博士生走向“自我盘剥”的完整路径。

（一）符号规训机制：“加绑”逻辑的内化与自我盘剥的启动

“加绑”逻辑之所以能有效支配博士生的学术行为，其首要机制在于通过一套特定的符号体系进行展演，将外部规定转化为内在的自我规训，从而启动自我盘剥。对量化指标的普遍焦虑，是现代社会科层体系与数字技术共同作用下的文化症候^[28]。制度逻辑理论强调，制度不仅是正式规则，更包括非正式的规范与信仰，它们共同构成特定的制度场域，并影响场域中个体的行为选择。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场域中，“加绑”逻辑通过一系列符号化的展演，逐渐确立其支配地位^[29]。

伴随数字技术在学术管理中的普及，权力的运作模式已发生深刻转变，将外部监视的压力转化为内在的自我驱动。优绩导向的目光渗透于数字化评价体系和个体自我认知中，促使个体进行高强度的自我盘剥^[30]。在此背景下，“加绑”逻辑通过建立一套以数字化指标为核心的符号体系，将“学术成功”窄化为量化目标的达成^[31]。因此，博士生不再需要外部的时刻督查，而是自觉地将外部评价内化为自我规训的机制，主动投入这场优绩竞赛。一位受访者对此有清晰地体认：

“现在的学术，好像一切都围绕着可以量化的指标。大家都在拼那些发表数量、经费之类的东西。而且不需要谁盯着，我们自己就会被这些量化目标绑住，最后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个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BHL20231207TH）

“加绑”逻辑不仅设定了优绩性追求的价值导向，更将其渗透于具体的学术实践之中。在优绩主义符号体系的笼罩下，博士生群体主动将自己投入“竞技场”，并进一步建构了一系列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学术优绩符号，例如“顶刊”“高被引”“国奖”等。这些符号不仅是学术优绩的象征，更是个体在学术场域中获得认可和地位的凭证^[32]。博士生为了获取这些符号，往往进行“挤压式”的自我消耗，而这种自我盘剥行为，又在符号体系的传播与强化中被合理化、常态化，最终形成稳固的“加绑”效应。

“其实大家嘴上都说做学术是为了兴趣，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追那些‘顶刊’，感觉不拿这些就没法证明自己。拼命加班，甚至有时候也会觉得累了，但还是得继续，因为这就是目前的游戏规则。”（XZS20231218TH）

（二）景观生产机制：学术优绩的异化与自我盘剥的积淀

当外部符号规训成功内化为个体的准则，学术场域不再是抽象的规范集合，而转变为一个由优绩符号构筑的、高度可见的竞争性景观^[33]。其运作机理表现为：学术活动的价值被从探索性的研究过程中剥离，转而附着于少数高度可见的优绩符号之上^[34]。在实践中，知识探索的内在价值被简化为一系列可见的、象征着“学术卓越”的符号，例如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顶刊发表”“CNS发表”）或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国家级项目”）等。这些符号被赋予了巨大的象征性资本，其功能超越了成果本身，转而成为学术场域中地位分配与资源流向的主要依据。由此，博士生的学术实践从知识生产的本体性追求，转向以获取符号为目标的工具性、策略性行动。这种由符号中介的学术秩序并不依赖直接强制，而是通过塑造一种无处不在的“优绩可见性”，对个体行为产生强大的结构性引导。最终，在掩盖了异化过程的同时，促使博士生在对符号的竞争性追逐中，完成了自我盘剥的文化再生产。

“景观”逻辑通过制造一种“虚假的需求”，即对优绩符号的无限渴求，来驱动博士生的自我盘剥。博士生在“景观”的诱导下，将对“学术卓越”的追求等同于对这些外在符号的占有，从而陷入永无止境的竞争。此种自我盘剥，正是“景观”逻辑内化于个体意识的结果。

“其实没人硬逼着我们去卷学术，但看到别人发了顶刊，自己不由自主就觉得也得去拼这些。大家互相比较，时间久了，好像这就是唯一的学术成功标准了。”（HMY20231104TH）

“景观”逻辑的宰制还体现在它制造了一种“伪交往”的社会关系。在“景观”的驱动下，博士生之间的关系愈发被简化为基于优绩竞争的对抗关系，而非基于共同学术兴趣的合作关系。他们彼此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比较和竞争，试图在“景观”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和认可。此种竞争加剧了博士生的孤独感和焦虑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自我盘剥行为。

“有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学生发了一堆高影响因子的论文，心里也会不自觉地觉得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大家拼的好像已经不是彼此了，而是那些‘理想型’的学术成功，拼完了也不觉得能停下来，像是永远有个更好的目标在前面追着。”（IJO20240409ZJ）

“景观”逻辑的最终目的在于维护既有的权力结构与资源分配格局。通过制造一种“人人皆可通过奋斗成功”的幻象，“景观”掩盖了学术场域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使个体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的努力和竞争，而忽视了对制度的反思和批判^[35]。

（三）认同维系机制：成瘾性反馈与反思屏蔽下自我盘剥的强化

对景观的持续追逐，消耗着博士生的精力，深刻地重塑着他们对学术价值与自我身份的认同，使得高强度投入从一种策略转变为一种不得不坚持的生存状态。因此，“加绑”逻辑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外部的驱动与诱导，更在于其能够通过一套精巧的机制实现自我复制，将外部规训转化为内在的认同，从而使博士生自觉地陷入、接受并维护这一逻辑，完成自我盘剥的文化再生产。

此机制的第一步在于“成瘾性诱导”。“加绑”逻辑巧妙地构建了一套多变的酬赏机制，精准地捕捉了人类行为的内在驱动模式。量化的学术目标构成触发条件，学术评价体系根据不同层级的成就提供不同程度的奖励，这些奖励的获取并非完全确定，而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此种不确定性反而更能激发个体的投入。博士生在学术活动中投入的时间、精力以及由此获得的成就感，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优绩体系的认同，并促使他们不断重复这一循环^[36]。市场逻辑在此成功地渗透，将学术活动异化为一种类似于消费行为的模式，通过不断满足个体短暂的优绩欲望来驱动其持续投入，最终形成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

“拿到国奖之后，慢慢就习惯了这种节奏。每次发完论文或拿到课题，确实有种成就感。可是这种感觉持续不了多久，马上又得冲下一个目标……现在不拼这些，反而觉得不踏实，停下来也不太可能了。”（UEA20240502ZJ）

此机制的第二步在于“反思的剥夺”。在“成瘾性”的优绩反馈体系的持续刺激下，博士生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对量化指标的追逐中，无暇顾及对学术活动本身的反思。反思能力的剥夺是“加绑”逻辑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它通过制造一种“永不停歇”的急迫感，使博士生沉浸于无休止的工作中，从而有效地避免了他们对既有秩序和规则的质疑^[37]。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几年就好了”“不发表就出局”等口号，成为一种合理化自我盘剥行为的扭曲价值体系，它们将博士生的自我牺牲和过度投入描绘成通往“学术成功”的唯一路径，从而有效地消解了他们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潜在的反抗。

“有时候真觉得自己像个学术机器，只要论文发得多，好像就没什么问题了……完全忘了学术的初衷。”（QBS20240203TH）

（四）制度与个体的循环：自我盘剥的生成与再生产

在制度逻辑冲突之下，符号规训、景观生产与认同维系三重机制逐步将博士生推向自我盘剥的境地。然而，若将视野局限于单向的因果链条，则难以充分揭示自我盘剥的顽固性与系统性。自我盘剥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并非一个线性的终点，而是一个能够自我滋养、循环强化的动态过程。其行为后果会作为一种新的输入，反馈并重塑催生它的制度结构与心理机制，从而形成难以挣脱的闭环^[31]。

在由“加绑”与“松绑”逻辑构成的结构性张力场中，博士生首先通过符号规训机制，将外部的绩效评价标准、毕业压力与同辈竞争态势，内化为个人行动的准则与内在的焦虑感，为自我盘剥提供了最初的动力源。紧接着，景观生产机制将这种抽象的内在驱动，导向对具体优绩符号的具身化追逐。学术场域被感知为充满可见竞争者的景观，个体的努力在相互镜映中被不断放大和加速。最终，认同维系机制通过成就成瘾的短暂愉悦、对过度付出的合理化叙事，以及导学关系中的期望管理，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状态锚定为学术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使得自我盘剥从被迫的选择转变为“主动”的坚持。

然而，更具批判性的在于自我盘剥的再生产逻辑。当博士生普遍采纳并践行自我盘剥的行为模式时，其集体性后果会反向强化最初的结构性张力。一方面，个体间在景观中的竞相投入，客观上抬高了学术竞争的总体烈度，使得“加绑”逻辑所需的绩效标准水涨船高，其支配地位得到巩固。另一方面，普遍的身心耗竭与研究自由剥夺，在无形中损耗着学术共同体进行长期、深度创新的能力，这在结果上使得旨在鼓励创新的“松绑”逻辑在实践中被边缘化。于是，自我盘剥的行为非但未能缓解初始的制度矛盾，反而加剧了“加绑”逻辑的霸权，从而再生产出更加强烈的结构性张力。

“有的时候我就很怕评价标准不断攀升，等到五年后再来读博士、找工作的人会比我们难得多，肯定会比我们更卷。”（HMY20231104TH）

六、结论与讨论

“自我盘剥”现象是“加绑”逻辑主导、“松绑”逻辑被持续收编的特定制度逻辑样态所系统性催生的结构性困境，而非孤立的个体遭遇。符号规训、景观生产与认同维系这三重机制环环相扣，共同构筑了驱动博士生走向“自我盘剥”的“优绩竞技场”。

（一）理论再对话：治理技术与制度逻辑的交织

本研究的发现与既有的“技术偏差理论”和“组织失灵理论”构成了有效的理论对话。既有研究准确地指出了量化评价的技术性弊病与组织性失灵^[4,20]，其改良方案聚焦技术性“松绑”与组织优化。但本文的制度逻辑分析尝试揭示，主导性的优绩主义“加绑”逻辑并非一种制度“失灵”，优绩主义“加绑”逻辑通过市场效率与科层控制的结合，持续将各类“松绑”举措收编至量化评价框架中。这解释了为何技术性改良往往流于形式，甚至反向强化了结构性困境。

本研究尝试探索将福柯的治理技术与德波的景观理论整合于制度逻辑框架内的可能性，将福柯的“规训权力”与德波的“景观社会”呈现为“嵌套式”的运作机制。宏观的制度逻辑界定了场域的“游戏规则”，而微观的治理技术与景观生产则具体描绘了“玩家”如何被塑造并参与游戏。优绩主义的“加绑”逻辑，通过福柯式的“符号规训”机制，将博士生塑造为自我监控、自我驱动的“规训主体”；此种主体继而沉浸在德波式的“学术景观”之中，追逐着被符号化的成功幻象。这种分析路径揭示了博士生的“自我盘剥”不仅是被动的受害，更是一种在现代治理技术下，个体能动性被巧妙引导、最终服务于体制目标的复杂“主体性化”（subjectivation）过程。

在与制度逻辑理论的对话中，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逻辑互动样态，即“改革逻辑的悖论式收编”。“松绑”逻辑作为一种旨在回归学术本位的改革性力量，在实践中并未能与“加绑”逻辑形成有效抗衡，反而其核心理念（如“质量”“创新”）被后者在优绩主义框架下进行了重新定义与收编，最终异化为强化既有主导逻辑的工具。这种“收编”机制或可为制度逻辑理论提供一个新的经验注脚，用以解释主导逻辑如何在动态的制度变迁中，通过话语吸纳与标准垄断来维持并强化其韧性^[38]。

（二）路径探索：迈向“共鸣”与“反思”的学术生态

面对优绩主义的结构性困境，出路何在？本研究认为，真正的变革无法寄望于单一政策的“松绑”，而必须开启一场以重建学术价值与重塑主体关系为核心的深刻变革^[39]。

1.核心路径在于实现从“优绩逻辑”到“意义逻辑”的范式转换

博士生教育的改革方向，应当从单纯追求生产“优绩主体”，转向致力于培育能够与世界产生“共鸣关系”的“反思主体”^[40]。这意味着，博士生培养过程应超越对发表技能的训练，更加注重激发博士生的内在学术兴趣，鼓励他们寻找能真正触动自己、并具有深远社会或理论意义的“天问”；导师的职责也应从“项目老板”回归为引导学生与学术传统和前沿进行深度对话的“引路人”。

2.亟须重建作为缓冲地带的学术共同体

“景观机制”将博士生原子化为相互竞争的个体。要对抗此种趋势，需要有意识地重建以合作为基础、以信任为纽带的学术共同体。这要求在制度设计上，大力鼓励跨学科、跨团队的合作研究，并建立能公正评价合作贡献的机制；在文化建设上，营造开放、包容、鼓励批判与互助的师门与院系氛围，让博士生在其中能获得情感支持与思想激发，而不是时刻感到被同辈的优绩所威胁。

3.高校与科研管理机构必须建立起深刻的制度性反思能力

管理者需要超越将自身视为中立的、科学的评价者的角色定位，转而深刻反思评价制度本身可能带来的非预期性负面后果。制度性反思要求我们承认，知识创造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生态过程，任何试图以工业化、标准化模式对其进行管控的尝试，都可能扼杀其内在的生命力。唯有当制度本身具备了自我批判与持续学习的能力，才有可能真正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管理困境，探索出一条既能激发活力、又能保障质量的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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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