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漏斗”：博士生开放科学“态度—行为”差异影响机制研究[1]

崔宇红  于文娟  王  青

摘要：探讨了博士生在开放科学实践中的“漏斗效应”现象，即从认知、态度到行为呈现的逐级递减趋势。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揭示了影响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关键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权力博弈”与“个人学术特质”构成了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前因条件；“共同体认同”与“开放性条件保障”是影响行为的情境脉络；“收益–风险权衡”与“自主决定权”则作为中介条件影响博士生的开放科学行为决策与态度固化结果。该“漏斗效应”模型不仅重申了科学规范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自主决定权突破场域关系限制的可能。提出通过加强开放科学教育，提升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与认可，改革评价体系，完善开放科学基础设施等方式，激励博士生积极实践开放科学，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关键词：博士生；开放科学；态度—行为；漏斗效应；研究生教育

作者简介：崔宇红，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于文娟，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青（通讯作者），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特别副研究员，教育治理与教师教育研究所副所长，wangqing321@bit.edu.cn。

 

开放科学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核心，具有透明共享、协作发展、可验证等必备特征，这对促进学术合作与科学进步具有重要意义^[1]。博士生的开放科学实践是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应主动适应时代之变、技术之变，加强面向新质生产力的新质人才培养^[2]。通过参与开放科学，博士生能够系统提升信息素养与跨学科协作能力，拓展学术合作网络，直接促进开放科学生态的完善。从教育发展视角看，博士生的开放科学实践不仅加速了科研范式向开放共享转型，更通过开放教育资源的创造与传播，为构建高质量研究生培养体系提供了新动能。这种实践模式既响应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战略的需求，也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了实践范本。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1.开放科学相关研究

开放科学尚无统一定义，泛指一系列旨在提高科研透明度、可及性及协作性的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其界定为一个包容性框架，涵盖开放科学知识、开放科学基础设施、科学传播、社会行为者的开放式参与以及与其他知识体系的开放式对话等多个维度^[3]。其核心要义在于推动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最大化其社会价值。

青年科研人员对开放科学呈现“态度积极、行动保守”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尤以数据共享领域为甚^[4-6]。学科间的复杂差异也揭示了开放科学的实践转化并非简单的线性过程^[7]。然而，这一“知行脱节”现象在国内更为严峻，且暴露出更深层次的实践壁垒。国内研究证实，科研人员对预印本平台、开放获取等核心实践的认知与使用率严重倒挂^[8-9]。即使意愿稍高的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人员，在保障首发权、利用平台交流等方面的参与度也普遍偏低^[10-11]。这种滞后不仅限制了青年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更从源头削弱了国家创新科研生态。

上述困境源于三大系统性障碍：一是评价体系错位，现行以期刊影响因子为核心的科研评价政策抑制了开放获取出版和数据共享等实践^[12]。二是支持系统不足，高昂的OA出版费用、资源质量参差不齐以及版权保护机制缺失，共同构成了现实阻力。三是学术文化保守，人际影响、认知水平差异、社会氛围以及缺乏技术支撑平台，进一步固化了科研人员的保守行为^[13]。相比之下，国际社会已发展出成熟的应对策略。在政策层面，欧盟“S计划”^[14]、OECD《开放获取公共资助科学数据的原则和指南》^[15]及《自然》等顶级期刊数据共享强制政策^[16]，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变革。在激励与培训层面，期刊徽章、预注册^[17]、FOSTER项目^[18]、大学开放科学课程^[19]，正将开放科学融入科研人员的成长全过程^[20]。这些经验表明，一个由政策强制、正向激励和系统培训构成的生态系统，是促进开放科学实践落地的前提。

2.漏斗效应相关研究

“漏斗效应”这一概念最初源于艾里亚斯•路易斯提出的AIDA原则（注意、兴趣、渴望、行动），用以解析潜在客户从接触品牌到最终购买的转化路径^[21]。该效应已广泛应用于商业管理、政策执行、教育指导以及用户行为研究等领域。例如，针对企业可持续绩效管理系统中存在的认知偏差，可采取“去偏漏斗框架”来减少认知偏差^[22]。运用漏斗效应可对原生广告效果进行系统性、科学性评估^[23]。在政策执行方面，受认知共同体、制度协同性、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行动者知识等因素制约，党内法规呈现层层失守的执行损耗^[24]。干部在政策执行时出现的模糊执行、僵化执行和敷衍执行的“漏斗效应”，使目标群体的主体性缺失，影响政策的落实^[25]。在教育科研指导方面，可通过对话策略规避“漏斗效应”^[26]。此外，在知识服务平台，可针对性采取优化方案，以实现用户漏斗行为的精细化管理^[27]。

“漏斗效应”描述了一个从信息筛选到决策形成的认知模型，反映了人们在处理复杂信息时通过层层筛选，简化决策形成判断的逻辑过程，适用于解释青年科研人员在开放科学实践中态度与行为由内到外逐层过滤、逐步缩减的现象。具体而言，将青年科研人员群体视为漏斗模型的顶端，他们拥有不同的开放科学态度和行为倾向。随着科研过程的推进（例如，发表论文、数据共享等环节），部分青年科研人员会因个人动机、机构政策或技术限制的影响被“筛选”出来，最终只有一部分真正践行开放科学行为。

3.问题提出

国内对开放科学“知行不一”现象的研究严重不足。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开放科学的单一维度和结果呈现，忽视了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因，尤其混淆了博士生和其他科研群体，致使研究结论对这一关键新生力量缺乏针对性。目前，相关研究多出自信息资源管理与知识服务领域，教育学视角下探究开放科学行为的研究尚处空白。这种研究滞后，导致博士生群体中“能做而不愿做”的心理状态及其在学术社会化过程中的固化机制，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国外领先的博士生教育体系则提供了鲜明对照：开放科学已从倡议转变为博士生必备的核心学术素养，并深度融入培养全过程。海外高校普遍将其要求嵌入研究方法论、学术伦理等必修模块，而非作为孤立的讲座。例如，提交数据管理计划已是许多项目开题与论文答辩的前置条件；对博士生的指导职责也日益拓展至数据共享、代码开源等具体实践。这种源头上的系统性赋能，将开放科学内化为青年学者的学术本能与默认路径，而非需要额外权衡的风险。在此范式下，开放科学是“向上攀登”的阶梯，而非“向下筛选”的漏斗。

审视我国博士生在开放科学实践中的“漏斗效应”，兼具理论与现实的紧迫性。从理论上看，本研究可挑战理性行为理论，揭示其在现实情境中的背离机制并发展新模型；从实践上看，漏斗效应对这种逐渐递减行为研究具有很高的解释性。运用访谈调查收集更丰富的数据，能准确识别阻碍或促进行为转化的因素，为提高博士生学术素养及教育质量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因此，本研究深入探究博士生群体的开放科学态度与行为逻辑机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何种机制导致博士生在开放科学的态度与行为之间呈现“漏斗效应”？

二、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运用Strauss和Corbin的程序型扎根理论方法，对博士生的开放科学行为机制进行探究。本研究采用立意抽样原则，考虑到科研能力和学术行为经验，选取了“985工程”建设高校博士生作为访谈对象。访谈对象共46人，涵盖工科（如材料、计算机、机械等学科）、理科（如生物、化学、数学等学科）和社科（如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等不同学科，体现了多学科视角下的较广泛研究者覆盖。基于5位博士生的预访谈结果，本研究对博士二年级至五年级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对开放科学的了解与实践；如何看待开放科学及原因；（不）实践开放科学的原因；实践开放科学的条件。每次访谈时间为40~60分钟，访谈结束后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共形成12万字的文本数据。通过对访谈数据进行逐级编码，分析凝练核心要素。并对预留的5名研究对象的文本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没有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由此可以判断模型在理论上达到了饱和状态。

一级编码又称开放式登录，通过对36个访谈对象的原始文本的编码与概念化提升共凝练出60个初始概念，并经范畴化提升为23组副范畴。二级编码又称关联式登录或轴心登录，对23个副范畴进一步归纳与整合，研究最终提炼出9个主范畴，分别为：权力博弈、开放性条件保障、个人学术特质、共同体认同、收益–风险权衡、自主决定权、漏斗效应、理性考量行为和态度固化（见表1）。三级编码指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性分析后选定一个“核心类属”，通过对所有概念类属的系统分析与验证，构建了核心范畴“博士生开放科学态度与行为机制”。

 

表1  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编码示例

 

基于Strauss和Corbin的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模型^[28]，将编码后得到的九个主范畴归为六种关系，并系统性结合起来：

A. 现象：“漏斗效应”，指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现象。

B. 前因条件：“权力博弈”和“个人学术特质”，它们是导致漏斗效应发生的原因和背景，解释了漏斗效应的形成过程。

C. 情境/脉络：“共同体认同”与“开放性条件保障”，它们是博士生开放科学态度到行为漏斗效应发生的具体环境和背景，对漏斗效应产生一定的影响。

D. 中介条件：“收益–风险权衡”和“自主决定权”，是推动或阻碍漏斗效应发展的因素。

E. 行动/互动策略：“理性考量行为”，指为应对漏斗效应所采取的行动或互动方式，即博士生实践传统学术行为还是开放科学行为。

F. 结果（结果）：“态度固化”，主要描述博士生在选择实践传统学术行为或开放科学行为后的结果。

基于以上关系构建博士生开放科学态度—行为机制图（见图1），本研究构建了核心范畴：博士生开放科学态度与行为机制，围绕这一核心范畴的态度与行为逻辑可以通过九个主范畴进行阐释。在上述范畴基础上，通过梳理故事线将研究内容进行如下概括：

博士生对开放科学的态度呈现极化特征，形成“积极—观望—消极”连续谱（态度固化）。积极态度者需经历“理性考量行为”的决策过程，表现为多重因素的“漏斗效应”：在学术权力结构中，博士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其开放科学实践往往受导师意见和合作网络的制约。博士生的“个人学术特质”，如科研自信不足和对完美的追求，会导致其延迟成果的开放。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支持开放科学的文化氛围和声誉奖励体系，加之开放获取费用、毕业考核制度与平台建设等条件保障不足，进一步削弱了实践动力。而对“收益-风险权衡”的分析贯穿行为决策全程，当感知风险超过预期收益时往往会回避开放科学实践。此外，“自主决定权”需求使博士生排斥强制性开放政策，希望根据研究特性保留选择自由。经过这些因素的层层筛选，最终实践开放科学者占比显著降低。行为结果反向强化初始态度：成功实践者因对收益满意而形成正向反馈，巩固积极态度；未实践者因结构机制等障碍增强消极认知。由此形成“态度—行为—态度”的循环强化机制。

 

 

图1  博士生开放科学“态度—行为”机制图

 

三、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机制分析

“权力博弈”“开放性条件保障”“个人学术特质”“共同体认同”“收益–风险权衡”“自主决定权”“漏斗效应”“理性考量行为”和“态度固化”，九个主范畴构成了“博士生开放科学态度—行为机制”的核心要素，该模型可以有效解释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漏斗效应。

1.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漏斗效应

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漏斗效应”指博士生对开放科学的了解、态度到真正实践开放科学呈逐渐递减趋势，体现在漏斗顶端、漏斗中段、漏斗底端三个阶段。在漏斗顶端，博士生对开放科学不同内容的了解程度高低不齐，对开放数据、开放获取出版和预印本的了解程度高于预注册和开放同行评议。在漏斗中段，博士生对开放科学的支持程度相比开放科学的了解程度有所降低，在态度上出现分歧，持积极态度的博士生比例在此阶段相比上一阶段有所减少。部分博士生虽然了解开放科学，但并不支持开放科学：“像这种开源的期刊也有很多，它水平也不是说特别高，就是特别高的我也够不到。但是有很多其他水平不高的期刊，反而我投它。我既花钱又捞不着一个中意的目标期刊，我就没有必要去选择它。”（GC03）在漏斗底端，博士生实际参与开放科学的比例进一步减少，普遍低于其对开放科学的支持程度。“我不会那么做（预注册），我是不会把自己还没有研究好的东西就放上去的，我是不会这么做的。”（LS19）由此，博士生对开放科学的了解、支持与行为程度呈现明显的“漏斗效应”。

2.影响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前因条件

“权力博弈”和“个人学术特质”共同构成了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前因条件。“权力博弈”作为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外部环境和必要条件，体现在“导师限制”和“隐性身份压制”两个方面。“导师限制”指博士生在与导师的合作网络中学术行为话语权较小，科研行为受导师影响显著，若导师不支持开放科学，则通常不会实践开放科学。“我们不让发。我是支持OA，但是老师那里……”（GZ12）“隐性身份压制”是指在开放同行评议中因高学术权威学者和普通学者之间存在学术地位不平衡致使公平受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依据作者身份对论文质量进行预先判定，对高学术权威学者的论文因光环效应轻松审核通过，而对普通青年学者的论文较为严格。“很多时候对你的审稿会变了味，就不是单纯的文章质量说了算，比如说你是个大牛，别人知道你是大牛，那肯定简单一点，但是对你青年工作者来说，肯定就天然属于劣势。”（GY11）二是利益输送和钳制现象普遍存在，如贿赂评审人，或害怕得罪高学术权威学者而招致报复，对其论文不得不审核通过。不了解权力关系的背景和历史会使开放科学加重权力的不平衡^[29]，当考虑到这种隐性身份压制时，处于低等级位置的博士生会选择避开开放科学实践。

“个人学术特质”代表了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和目标。对自己学术能力的不自信，对将要开放的数据、算法及论文的完美追求都影响了博士生的开放科学行为。“我们自身的算法成熟之后才会进行公开。”（GB08）博士生也较为看重同行评议，对文章没有经过同行评议而直接投预印本的行为并不自信。“你的原稿都没有经过同行评议，你也判断不了它的质量然后你就放上去，丢人。”（GH02）“权力博弈”和“个人学术特质”共同构成了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前因条件，分别从外部环境和内在驱动两方面影响其行为选择。

3.影响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情境脉络

“共同体认同”和“开放性条件保障”共同构成了影响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情境脉络。“共同体认同”反映了博士生对学术界科研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认识，前者指博士生认为纯粹为解决科研问题，纯基础理论、重大难题或瓶颈问题可以预注册，后者关注博士生对同行的道德期望，希望他们自身有学术道德追求，不会剽窃别人的研究想法，能够遵守科学规范原则。“首先得有一个健康的社区，能够看到我创意的人，他是处于一种探究科学发展，而不是简单的要去剽窃别人创意，去获取我的想法。”（GJ10）共同体认同还包括博士生希望自己的开放科学行为被认可，得到价值回报。一些博士生认为他人在自己开放数据的基础上做研究，应以金钱或文献被引用的方式作为回报。同时，博士生在选用他人公开数据进行研究时会选择可信度高、准确率、执行度较高且对自己的研究有价值的公开数据。不少博士生表示只会使用权威机构、重点或知名实验室公开的数据，在高等级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数据或已经被业内承认的数据。此外，共同体认同也会因学科差异而有所不同。部分学科因为学科专业特点对开放科学需求较低，如理论数学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很少涉及开放数据；文科博士生则主要在国内认可度高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这些博士生由于受学科长期形成的学术范式影响因而很少有开放科学行为。

“开放性条件保障”为博士生的开放科学行为提供外部条件支持，但目前面临多重障碍。在资金方面，开放获取期刊的高额版面费阻碍了他们的开放获取出版行为；在制度方面，一是预注册和开放数据等平台对研究计划、数据等公开的首发权益保障不够，“另外我觉得监督机制吧。当你放出来一个想法的时候，得有检验的方法去检验这个想法的原始属性。”（GJ10）二是学校在博士毕业要求中对高等级期刊有限定，只能在认可的期刊范围内发表。三是对实践开放科学行为的明令禁止。“数据是不能完全共享出来的，有一部分数据可能是我们脱密之后开放，或者不敏感的数据是可以公布出来的。”（GB08）在平台方面，国内开放科学平台的欠缺与不完善、平台操作的复杂性和数据开放标准的不明确，也阻碍博士生积极实践开放科学。“共同体认同”和“开放性条件保障”分别从学术规范与外部条件两方面构成了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情境脉络，显著影响其开放科学实践。

4.影响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中介条件

“收益–风险权衡”与“自主决定权”共同构成了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中介条件。博士生通过对开放科学进行收益和风险两个方面的权衡选择行动策略。一方面，大部分博士生承认开放科学对科研事业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认为开放数据可以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增强合作网络。“很多审稿人也都可能是比较厉害的老师，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想法，看到他们一些思路啊，或者他们在意的一些点，这样对自己的论文也是有一个提高。”（LS16）另一方面，博士生也对实践开放科学产生担忧，认为预注册存在被同行窃取研究计划的风险。研究开始前公开注册研究计划，给心怀不轨的科研人员提供了坐享其成的机会。“我感觉这个里面最大的漏洞就是有创意被盗取的可能。”（LS14）开放数据也有因对数据理解不同而被误读与误解的风险。“大家的看法都是不同的，数据放出来，很容易遭到别人的质疑，因为每个人对同一个东西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WJ02）此外，博士生认为提供开放获取服务的期刊质量低、声誉差，通过开放获取方式出版反而对自己的学术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博士生是否实践开放科学行为需要对实践开放科学带来的收益与风险进行权衡，当认为实践开放科学带来的风险高于收益时，他们会舍弃实践开放科学的想法。

“自主决定权”是连接情境和行动的关键。“自主决定权”主要指博士生希望不被要求强制实践共享数据等行为，能有自主决定实践开放科学的权利，体现了博士生在开放科学实践中的自主性。不少博士生明确表示不希望被强制要求开放数据。“如果有需要进一步公开的话，我可以考虑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数据公开，但是我不支持强制开放。”（GB08）在学术场域中，博士生对开放科学行为的选择与否充分体现了客观条件基础上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在保障自主决定权、知识产权、价值认可及平台支持等条件下，博士生会积极主动参与开放科学实践。“收益–风险权衡”与“自主决定权”作为中介条件，分别从风险收益评估和自主性角度影响博士生的开放科学行为选择。

四、“漏斗”效应的深层映像：科学规范与学术主体性

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的漏斗效应，重申了科学规范原则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在考核评价以及导师制环境下学术主体性突破场域关系限制的可能。

1.重申博士生教育中的科学规范原则

默顿提出的科学规范原则为科学共同体的良性运转提供了伦理基石，他系统阐述了科学共同体的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等规范原则^[30]，主张科学共同体不同于其他人类“社区”，它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这一原则的核心在于将科学视为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事业。开放科学倡导的透明、协作与可验证性，本质上是对默顿原则的继承与拓展。然而，博士生群体的“开放科学态度–行为机制”模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矛盾：尽管开放科学与科学规范原则高度契合，但在学术场域的竞争逻辑与功利导向下，这些原则正面临系统性弱化状况。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量化评价体系下科学伦理的实践危机，更关乎整个科学共同体的存续逻辑。通过制度革新和文化重塑将开放科学实践重新“编码”为学术系统的内在规范，是重建科学伦理价值、优化学术生态的必由之路。

博士生的行为选择——如因担忧数据开放遭误读而拒绝共享，因研究未成熟而延迟预出版——折射出科学知识从公共财富向私有资产的异化。这种异化的根源在于现行研究生评价体系对量化指标的过度依赖：当博士生的毕业要求、就业竞争力与高水平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指标紧密挂钩时，他们不得不将研究成果视为排他性的竞争资源，而非可共享的学术公共品。这种异化现象也对研究生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科学共同体倡导的“共有主义”理想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成果私有化的现实取向。博士生在学术成长的关键阶段，就在“抢先发表”与“开放共享”的张力中陷入两难。另一方面，默顿倡导的“无私利性”原则在功利化浪潮中逐渐沦为空洞的口号，难以真正融入研究生的科研实践。

这种状况暴露出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我们既期望培养具有开放共享精神的科研人才，却又构建了一个鼓励成果私有化的评价体系。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在研究生培养方案中重构价值导向，将开放科学实践纳入培养环节，使“共有主义”精神真正落实到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让博士生在学术生涯初期就能建立起正确的科研价值观，不仅是推动开放科学发展的需要，更是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新时代科研人才的关键所在。

在研究生教育体系中，博士生所处的学术等级化权力结构加剧了科学规范原则的消解。在“漏斗效应”的形成过程中，博士生开放科学行为常受多重结构性障碍：导师基于传统学术范式的限制、学科共同体对开放科学的隐性排斥，以及开放同行评议中“大牛光环效应”对评审公平性的侵蚀。这些结构性障碍使得默顿提出的科学评价应基于成果本身而非研究者身份的“普遍主义”原则，在实践中难以落地。当学术权威通过等级化的资源分配垄断话语权，博士生即便认同开放科学的价值，也不得不屈从于特殊主义的现实逻辑。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削弱了开放科学的公平性基础，更强化了学术场域的封闭性，使得科学共同体的“有组织的怀疑”精神异化为对博士生成果的苛责而非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博士生因害怕不成熟的成果被质疑而选择封闭，实质上是对科学审视文化的消极规避，进一步割裂了开放科学与科学规范原则的内在关联。

这种学术权力结构对研究生教育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它不仅抑制了博士生实践开放科学的勇气，更在学术生涯初期就塑造了保守的科研行为模式。博士生阶段正是科学规范原则和共同体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期。作为学术界未来的中坚力量，其早期科研训练阶段形成的科学规范意识和共同体身份认同，将对后续学术行为模式产生持续的影响，并通过学术社会化过程传递给下一代研究者。因此，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强化科学规范原则的内化，不仅关乎个体研究者的职业发展轨迹，更是维护学术共同体健康生态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有助于博士生建立正确的共同体身份认同，更能促进学术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为科学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博士生学术主体性的生成与场域突破

学术场域是布迪厄划分的种种具有自主性逻辑的场域之一。场域中的特定资本代表着场域的相对力量，而行动者之间力量关系的状况在决定着场域的结构是保守还是颠覆方面，都取决于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的数量、结构及所采取的惯习策略^[31]。博士生基于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对学术行为进行选择。在与导师的合作关系中，他们处于被支配地位，其学术行为受导师影响较大。即使作为文章的第一作者，博士生仍不能享有完全决定文章去处的权力。有较多控制权的年长学者并不支持开放获取出版及预出版，他们认为开放获取出版“给钱就能发”，要价高、声誉低、质量差。同时也担心预印本会让竞争对手窃取成果、传播低质量研究成果，降低科学研究整体的诚信度^[32]。因而导师对开放科学的否定以及行为的限制，直接阻碍了博士生的开放科学实践。

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博士生的学术行为选择深受学科共同体传统范式的影响。学科共同体内长期形成的学术范式对开放科学的忽视与排斥，被新一代学习者所继承。博士生依据其自身对客观结构的认识、感觉而做出行为选择。在长期的学术共同体学术行为范式继承基础上，博士生在学科共同体中接受的不仅是方法论和研究能力的指导，更是研究信念上的指导，这种研究信念对博士生的学术行为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在学术场域中，与权力、资源中心圈层的学者及年长学者相比，博士生处于学术场域中的较低等级、边缘位置。在这样一个等级性的关系网络中，不同位置占有的权力、资本、资源是不同的，也正是这些不同位置占有的权力资本与资源以及他们与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使得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科尔兄弟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一书中写道：“所有的承认形式——奖励、有声望的职位和知名度——都被一小部分科学家所垄断。”^[33] 这种不平等的分层结构带来的是声誉和资源的不平等的再生产，充分体现了博士生与高等级学者之间的学术权力差异及其关系网络。

在研究生教育体系中，培养博士生的学术主体性是推动开放科学实践的关键所在。当前博士生在开放科学决策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学术自主权的强烈诉求——他们希望自主决定是否开放研究数据、选择开放获取出版或预印本发表。若能有较多学术主体性，博士生的开放科学实践将呈现良性发展态势。一方面，开放科学带来的研究成果广泛传播，能够显著提升博士生的学术可见度；另一方面，通过开放科学建立的协作网络，可以为博士生创造突破传统学术圈层的机会。这些积极反馈将形成正向循环：既增强博士生的学术自信，又为其突破固有学术场域的限制创造条件。

这种改变对研究生教育具有深远意义。通过培养博士生的学术主体性和开放科学实践能力，我们实际上是在重塑新一代研究者的学术行为模式。当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带着开放、自主的科研理念成长起来时，将从根本上改变学术场域的生态结构，推动研究生教育向更加开放、创新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强化培育学术主体性，应当成为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选择。

五、开放科学视域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路径

在开放科学背景下，研究生教育面临着新的使命。通过博士生的开放科学行为机制研究，我们发现目前研究生教育体系存在这样一个悖论：我们一方面教导博士生要遵循科学的普遍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却又让他们亲历特殊主义的学术现实。研究生教育中需要帮助博士生深入理解开放科学与传统科学规范的内在一致性，促使博士生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规范认知。让博士生在真实科研场景中体验开放共享的价值，获得应有的学术认可。当一代代博士生带着开放共享的理念进入学术界，将从根本上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并优化学术共同体的文化基因。

因此，从开放科学行为的角度，研究对博士生教育提出以下建议：

1.重视博士生开放科学教育

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应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将人才培养拓展至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34]。研究发现，博士生对开放科学的认知不足与实践能力欠缺，不仅限制了其开放科学行为，还进一步固化了消极态度，形成“认知—行为—态度”的负向循环。为打破这一循环，应将开放科学教育深度融入研究生培养体系，以教育创新推动科研范式转型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具体而言，可以将开放科学模块纳入研究生必修课程，涵盖开放获取出版、数据共享伦理、开源工具应用等核心内容，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开放科学知识体系。通过工作坊、模拟演练等形式，提升博士生在开放数据管理、预注册等关键环节的操作能力，弥合认知与实践的鸿沟。这一教育变革不仅有助于博士生突破科研惯性、增强学术主体性，更能从人才培养源头促进科研诚信建设与知识传播效率提升，为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开放创新动能。

2.提升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与学术道德

在研究生教育体系中，学术道德教育体系尚不健全^[35]。博士生的价值观塑造和学术道德培养需要与开放科学实践紧密结合。研究表明，当前博士生群体在开放科学实践中面临的核心困境，是学术共同体价值导向与开放科学理念之间存在显著断层。针对这一问题，研究生教育应当着重培养博士生对开放科学共同体的归属感，使其充分认识到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权利与义务。这种身份认同包含强化“开放科学人”的积极认同和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两个维度，使共同体成员自觉遵守开放科学规范。在研究生教育中，可以通过开设科研伦理与学术共同体专题课程、组织开放科学主题的学术沙龙等方式，帮助博士生建立这种双重认同。同时，需要完善开放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规范体系。在继承默顿科学规范理论提出的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等基本原则基础上，要特别强调开放主义和多元主义两大新原则。开放主义原则要求实现三个层面的开放：研究主体向所有人开放，公共资助研究成果全面开放，以及研究过程全程开放。多元主义原则则倡导研究主体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包容性和知识体系的开放性。此外，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团队应当以身作则，在日常科研指导中践行这些原则，为博士生树立典范。

3.建立激励机制

异化的质量评价已与高等教育质量建设背道而驰^[36]。在研究生教育体系中，建立完善的开放科学激励机制对博士生培养具有关键性意义。如果博士生实践开放科学行为需要承担的风险与得到的报酬与奖励不相匹配，风险高于奖励，或不利于学术职业生涯发展，那么他们的开放科学行为就会受阻。通过改革研究生评价体系，将开放科学实践纳入学术评价指标体系；在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团队中建立开放科学示范小组；设立开放科学奖学金等激励机制，推动学术共同体形成开放共享的文化认同；定期开展开放科学最佳实践案例分享会等措施，促进博士生对这些价值规范的深度内化。要建立开放科学实践与职业晋升的衔接机制，在职称评定等关键环节承认开放科学实践的贡献，让博士生切实感受到开放科学对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4.建设配套的平台

首先要提供技术支持，开发适合博士生使用的开放科研工具包，建立学科特色的数据共享平台。其次要搭建交流平台，定期举办开放科学成果展示活动，促进经验分享。最后要健全保障机制，制定开放科学争议处理办法，保护博士生的学术权益。唯有通过如此系统性的努力，才能将我国博士生从“漏斗效应”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将他们培养成为真正适应并引领未来开放科学时代的创新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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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