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空间转向
李鹏虎
摘要：任何层次和类型的教育实践活动，都在特定的空间里进行，高校交叉学科建设同样如此。借助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论，可将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空间划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三种空间形态。从现实来看，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仍然面临一定困境，制约了交叉学科的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高校需要深刻把握交叉学科建设的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等不同形态的空间特性及现实境遇，从而实现各类空间要素的合理配置。具体而言，应重塑建筑场所，优化交叉学科建设的物质空间；促进情理交融，深化交叉学科建设的精神空间；推进协同治理，强化交叉学科建设的社会空间。
关键词：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空间样态；空间转向
作者简介：李鹏虎，深圳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长聘副教授，深圳 518060。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空间以其独特的分析视角深刻影响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及社会实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空间社会学领域涌现出了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迈克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等为代表的空间社会学家，他们一方面对空间展现出浓厚的兴致和好奇，极为重视空间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致力于对空间的理论体系展开深入研究并借此探索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现实世界。随着空间研究的不断深入，空间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拓展，被视为一个蕴含了物质基础、社会关系、文化实践、人类行为、权力体系等诸多要素的社会学概念，并衍生出精神空间、社会空间、资本主义空间、社会主义空间、政治空间和国家空间等不同的空间形式。诚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不再是抽象容器或地理区隔，而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存在方式，是一个内含着形式、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概念。”[1] 空间社会学跳出了过去仅运用时间这一单一维度进行社会学叙事的窠臼，重新审视了空间的含义、功能及其与时间的关系。空间本身彰显的学术价值，使其成为众多社会科学探索前卫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标志，并在学术界催生了“空间转向”的学术潮流，被称为20世纪后半叶学术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2]。
近年来，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意识逐渐被激发，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空间概念引入教育研究领域，利用空间思维探索类型多样的教育问题，为人们探寻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支撑。田晓伟指出：“教育研究亟须通过树立空间观念来实现空间转向，即在研究中让空间成为观察的角度、理解的向度和表述的维度。”[3] 严从根认为，教育空间生产已成为促进教育发展的重要路径，教育空间生产须摆脱资本支配，确立和保障人的教育空间权，实施教育空间“再造”。[4] 陈先哲对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空间转型进行了探讨，指出新时代中国区域尺度重组背景下带来空间权力调整与社会结构变化，高等教育空间的生产体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5]。陈炜强调，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可以让我们看到教育被时间性长期遮蔽的空间性存在，需要拓展教育研究的新视域，挖掘社会空间理论的新资源[6]。辛晓玲、魏宏聚等人借助空间社会学的视角，对教学空间的社会性及其社会学意蕴进行了重新审视[7]。上述文献围绕“教育”与“空间”的交汇点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虽然研究侧重点和角度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关注空间观念的树立，有的探讨教育空间生产的过程和机制，有的分析高等教育空间转型的影响，有的重新审视教学空间的社会性等。但这些文献无一例外都强调了空间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呼吁在教育研究中引入空间视角，以更全面地理解教育现象和问题。的确，空间不仅是物理环境的一部分，更是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文化意义的载体。透过空间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可以映射出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换言之，对教育空间问题进行再思考与再审视，就是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组织基本方式的再审视。
作为一种建立在知识生产和交流基础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科建设亦是一种空间存在，且具有赖以发展的空间条件和样态。不过，交叉学科与传统学科在内涵、特征、理念、方法等诸多方面存在实质性不同。比如，相对于学科边界明确、学科文化保守的传统学科而言，交叉学科具有融合性、协同性、开放性等特点。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理念就是去中心化，通过模糊常规学科边界，综合吸纳不同学科的理念、知识和方法等构建出全新学科[8]。进一步看，交叉学科建设是通过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渗透，以形成新兴学科或推动现有学科创新发展的实践活动。这一活动涉及学科内容的整合与重组，还包括学科方法、理论框架、研究范式乃至学科文化的交融与创新。
立足于空间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人们需要跳出传统学科建设的空间思维模式，重新审视交叉学科建设的空间问题。遗憾的是，交叉学科的空间属性及其对交叉学科建设的价值，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匮乏。鉴于此，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论为分析框架，探讨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空间属性、空间样态及空间转向，以期为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
二、理论基础及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空间属性
（一）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论
当代空间社会学肇始于地理学领域，早期不少理论家和实践家仅仅将空间视作时间的附属和空洞的“物理性自然”[9]，以及自然、朴素地给予的或者是具体客观存在的、有待充分测量、准确描绘的空间或“容器”[10]。但以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福柯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赋予了空间新的涵义，为空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空间社会学的理论发展进程中，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扮演着关键角色，被视为空间研究领域的开创性人物，其代表作《空间的生产》更是被奉为空间研究的经典之著。列斐伏尔敏锐地察觉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意识和叙事方式长期深陷于“时间—历史”维度的囹圄之中，重要的空间维度以及空间丰富的社会内涵被湮没了。
列斐伏尔重新审视了空间的内涵及社会学意义，在他看来，空间并非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单向度的物质性构成，而是动态的、辩证的、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存在。此外，人们对空间的认识，长期停留在物质性空间（建筑师和规划师眼中的物理空间）和精神性空间（哲学家和数学家眼中的想象空间）两者之间左右摇摆，在哲学传统中，两种空间又往往以先验与经验、绝对与相对、客观与主观相分立。列斐伏尔认为这种认识是偏狭的，因为除了精神性和物质性，空间还具有社会性，且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11]。换言之，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均为空间的重要属性，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也均为空间的重要形式。据此，列斐伏尔将空间划分为三种形态，即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12]。如表1所示，“空间的实践”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实实在在直接观察和感受的物理空间或物质空间。比如工厂、学校、医院等；“空间的表征”是人们想象的以语言、图像、媒介、文本等为表征的符号系统，带有明显的个人意图和意识形态的抽象空间。这些语言符号系统通过控制空间的知识体系成为一种隐性的空间权力，干预并控制着现实的空间建构；“表征的空间”则是一个以人们现实的实践体验为基础具有鲜活性、能动性、建构性的真实空间。既是个体直接经历的环境空间，也是个体感悟与个体重构的关系性空间[13]。
表1 空间三元辩证论及含义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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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辩证社会空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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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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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实践
Spat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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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可以实实在在直接观察和感受的物理空间，如工厂、学校、医院等。它不仅隐含了这个社会的空间，而且也体现了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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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表征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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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想象的以语言、图像、媒介、文本等为表征的符号系统，带有明显的个人意图和意识形态的抽象空间，是被构想的概念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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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的空间
Representational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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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人们现实的实践体验为基础具有鲜活性、能动性、建构性的真实空间。既是个体直接经历的环境空间，也是个体感悟与个体重构的关系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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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空间属性
任何层次和类型的教育实践活动，都在特定的空间里进行，高校交叉学科建设同样如此。作为一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和客观存在，交叉学科建设也需要依托物质、精神、关系等不同形式的空间。交叉学科建设中的“交叉”本身就要求将不同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形成一个全新的、综合性的研究空间。在这一空间内，各个学科不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交叉学科建设空间就是以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为根本要义，在不确定的知识生产活动中，通过有序协调交叉学科建设活动中的各种空间要素，推进交叉学科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看，也只有处于一定的空间场景中，组织创新、制度优化、文化营造、协作交流、知识生产、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一系列与交叉学科建设相关的活动才能得以进行。交叉学科建设所依托的空间能够提供物质基础、精神文化、情感认知等多重要素，这些要素以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反过来又能够对交叉学科建设空间进行建构和重塑，促进形成新的学术社群与网络。因此，根据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社会空间观，高校交叉学科建设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存在形式，可以划分为三种空间形态：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
首先，高校交叉学科建设是一种物质空间。如跨学科建筑、教学楼、实验室、办公室等可感知的物质空间容纳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图书资料及仪器设备等要素，是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依托；其次，高校交叉学科建设是一种精神空间。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精神空间体现为政策设计者、理论研究者及实践推动者理念和意图的投射与反映，是一个概念化的抽象空间，如政策文件中对交叉学科建设的话语表达，学术研究中对交叉学科建设的理念阐述等；最后，高校交叉学科建设是一种社会空间。在社会空间内，人是能动的要素，身体是空间的创始者。众所周知，政府、市场、高校、学生等交叉学科建设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和参与主体均有各自的价值诉求，甚至还可能还存在利益冲突，多元的价值诉求和潜在的利益冲突会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影响到参与主体的实践选择和实践行为，从而最终实现对交叉学科建设的空间再生产。
三、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空间样态及现实境遇
基于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社会空间观，以下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分析交叉学科建设的空间样态及其现实境遇。
（一）空间的实践：交叉学科建设的物质空间及现实境遇
空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质性是其本质属性。事实上，空间的本源内涵就是指可感知、可触摸的以坐标、位置、距离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物质空间。虽然空间的外延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具备了精神性、社会性等属性，并被划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等多种形态，但毫无疑问，空间内涵、外延的丰富和拓展，均建立在空间的物质性这一基础上。就空间要素而言，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物质空间主要包含科研空间、教学空间及公共空间等组成部分。其中，科研空间主要指科研人员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及知识生产活动的物理场所，如办公室、实验室、研究中心等。教学空间主要指承载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及教育教学活动的物理场所，如教室、多功能教学中心等。公共空间主要指科研人员正式或非正式交流和研讨的物理场所，如资料室、餐厅、长廊、研讨室等。从“空间的实践”这一维度来看，我国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物质空间还面临一些挑战，如建筑的选址分散、教学科研空间的灵活性不足、交流对话的共享空间不够丰富等。
首先是建筑的选址分散。我国高校的院系建筑在设计和布局时通常以学科和专业为单位，如基于学科和专业而设置的数学学院、材料学院、计算机学院通常都有自己的专属建筑，并内设专属的教学空间和科研空间用以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活动。有些高校校区因用地宽裕，各个院系之间的建筑楼栋间过于疏离，选址较为分散。这对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无疑形成了物理上的阻隔，不利于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协作。长此以往，不同的学术单元演变成为一个个故步自封的利益群体，形成一定的利益割据，导致资源的流动以及人员之间的沟通进入“冰冻”状态[14]。
其次是教学科研空间的灵活性不足。基于学科逻辑的院系建筑，其教学空间和科研空间内的平面布局多采用内廊式走道布局，空间形式固定，变化较少，交往空间的设置也受到局限。我国高校教学楼的设计几乎都是“通用设计”，既没有考虑到教学的特点，也没有考虑到师生交流的需要[15]。此外，办公室、实验室等主要科研空间大多采用的是“筒仓式”或“鸽笼式”的设计，学科和知识间的交流对话被厚重的墙体和门窗隔断，不利于声音的传递，遑论眼神的交汇和情感的交流。
最后是交流对话的共享空间不够丰富。高校的共享空间既体现为单一空间的多种使用方式，也包含各种充满开放性和公共性的活动空间。作为教学科研的辅助空间，丰富多样的共享空间有助于人们在闲暇时产生思想火花的碰撞，且大学历史、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等元素都可嵌入共享空间。然而，我国高校普遍缺乏对共享空间的设计和考量，在进行物质空间规划时，教室、办公室、实验室等可分配（assignable space）空间占比过高，对庭院、咖啡厅、研讨室、休息室等共享空间（shared space）重视不足。
（二）空间的表征：交叉学科建设的精神空间及现实境遇
交叉学科建设的精神空间是交叉学科政策设计者、交叉学科理论研究者及交叉学科推动者所构想的一个概念化的抽象空间，以政策语言、制度文本、学术话语等符号系统为具体表征，这些符号系统通过控制空间的知识体系成为一种隐性的空间权力，干预并控制着现实的空间建构[16]。精神空间是交叉学科政策设计者、理论研究者及推动者意识形态的具象化，同时也是交叉学科的意义承载与文化表征。如相关政策内容及精神、理论研究者所建构起的学术话语体系等均可归入交叉学科建设的精神空间范畴。我国交叉学科建设已进入制度化的发展阶段，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文件予以规范，理论工作者也进行了诸多学理上的阐释。然而，交叉学科建设的精神空间仍然面临着若干难题，如尚未形成明确的交叉学科范式、学科藩篱意识的潜在压制、交叉学科的认同感不强等。
其一，尚未形成明确的交叉学科范式。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认为，范式是一种公认的模式，意指科学共同体从事特定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学科基质”，如信念、价值、范例等[17]，范式为科学共同体提供概念框架、理论方法和“解题范例”[18]。学科发展和成熟关键在于形成大家能够认同的范式，交叉学科同样如此[19]。相对于传统学科，交叉学科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等处于动态调整和生成之中。一方面，人们对交叉学科内涵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在理论与实践中常把交叉学科、跨学科、学科交叉、多学科、超学科等概念混淆在一起。另一方面，交叉学科由多个传统学科交叉形成，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形成不同于现有一级学科范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
其次，学科藩篱意识的潜在压制。根据文化属性的不同，托尼·比彻（Tony Becher）把学科比作相对独立的“学术部落”，各部落的学科文化作为一种在学科内部制度化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不仅成为学科特色的象征，而且发挥着规训的作用。一方面强化了学科共同体的身份意识，为学科划定了相对清晰的边界，试图设置障碍保护自己的学科边界和学科成员不受侵犯。但另一方面也固化了学科之间的壁垒，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学科藩篱意识，加剧了传统学科和交叉学科之间的话语区隔，并埋下了学术部落文化冲突的隐患[20]。在部分人看来，交叉学科本身在学科领地的“越界”，是对学科传统的挑战，甚至是对“学科纯洁性”的“侵犯”，来自传统学科体系中的权威人士以既有学术标准对交叉学科建设进行审视、苛责与诘问并不乏见，成为制约交叉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桎梏[21]。
最后，交叉学科的认同感不强。交叉学科与传统学科时常面临冲突，且两者在博弈中交叉学科常处于弱势地位。究其根本，偏狭的学科分类不仅框限着知识朝向专业化和日益分割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可能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22]。此外，“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学位点合格评估、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科研评价及科研资助等诸多操作领域和实施环节仍旧以学科逻辑为主，进一步强化了学科间的“封闭主义”和“保护主义”，削弱了人们对交叉学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23]。缘于交叉学科的不确定性和低认同感，人们不愿意在交叉学科领域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交叉学科难以赢得更高的学术地位，在政策、队伍、资金等各种资源的获取上也受到限制。
（三）表征的空间：交叉学科建设的社会空间及现实境遇
空间只有作为互动的情境才有意义，这种意义恰恰由社会互动本身赋予[24]。在交叉学科建设过程中，人们将在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体验、经历和领悟到的符号化感知带入社会空间，并与社会实践相关联。既形成了诸多社会关系，也丰富了社会空间的实质性内容[25]。交叉学科建设的社会空间涉及政府、市场、高校、学生等多个利益相关者和参与主体，表面上看是多重社会关系和价值诉求的网络交织，但实质却是生产关系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由此引发的多元主体间的权力较量。
首先，多元权力的非对称博弈。福柯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人的身体都处于权力监控之下，各种社会因素通过不断作用于人的身体，实现对人身体的“铭刻”和“编码”[26]。从福柯的权力观来看，交叉学科建设是一种话语生产的控制体系，并以知识为载体形塑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确，一个学科的分类和框架制定从本质上反映了权力关系[27]。然而，交叉学科建设的多元权力处于非对称状态，在权力关系的博弈中，拥有更大权力的强势一方，在政策设计、规则制订、资源配置、组织实施、项目评审等交叉学科建设的各项活动中往往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与美国市场化、非指令性的学科分类制度不同，我国的学科制度及其实践遵循行政主导逻辑，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为主。这意味着，政府在高校交叉学科多元权力的博弈当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和状态，体现出较强的权力中心化和高度的行政化。从而使得政府主体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交叉学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主人翁”意识淡薄，弱化了多元参与主体的平等互动[28]。
其次，学者群体的价值考量。学科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高深知识内在的逻辑性、自主性发展倾向与社会分工的需要，呈现出“专门化强、自主程度高、自由程度大、世代累积”等特点[29]。的确，现有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模式，受此影响，人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进行探索。此外，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于传统学科，由此导致学者群体优先将传统学科而非交叉学科作为归属，有较强的学科领地意识。而在理性经济人法则中利益优先逻辑的支配下，人们往往优先选择自己擅长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并希冀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有所建树、获取学术名望及其附带的学术资源和利益，而非冒险进入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交叉学科领域。毕竟，声誉、职位、头衔和影响力等制度建构的学术资本是学科组织建构身份认同的基础[30]。
四、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空间转向
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都是空话[31]。空间转向，即指从空间的视角、以空间的思维去审视交叉学科建设。高校交叉学科建设需要深刻把握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等不同形态的空间特性及其现实境遇，并认真思考如何实现各空间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结构重塑。
（一）重塑建筑场所：优化交叉学科建设的物质空间
物质空间具有现实可感性，是交叉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物理场所，应充分认识物质空间对交叉学科建设的价值，打造与之相适应的物质空间。
1.建造专门的跨学科建筑
跨学科研究既是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破除学科壁垒、实现多学科协同创新的关键手段。近些年来，为了深入推进跨学科研究，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设置了形式多样的跨学科组织，而且还设计并建造了专门的跨学科建筑，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晨兴设计研究院（Morning side Academy for Design）、斯坦福大学的克拉克中心（The James H. Clark Center），以及牛津大学苏世民人文中心（The Stephen A. Schwarzman Centrefor the Humanities）等。这些跨学科建筑在场地选址、灵活布局等方面均有着特别的设计和考量，有效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比如，在斯坦福大学的克拉克中心，各个研究领域的实验室“混搭”在整个克拉克中心，同一楼层中既有进行神经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也有进行生物信息开发的研究组，还有质谱与蛋白质研究组。这样的设计促进了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研究者碰面、聊天，进而产生新的想法，聚集在中心的研究个体更加容易交流与协作[32]。因此，我国有条件的大学可以汲取国际经验，建造专门的交叉学科大楼，以方便不同学科的研究个体“偶遇”，更好促进多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2.增设利于思想碰撞的共享空间
当然，大学建筑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不可能全部推倒重建。因此，可以在现有物质空间的基础上，通过优化设计打造更多有助于思想碰撞的共享空间。一方面，增设多功能的活动空间，如能够承载小规模演讲、研讨、沉思等活动的多功能厅。此外，还可对楼梯、走廊、过道等这些不经意的空间进行设计，以增加人们交往、对话及思想碰撞的概率。另一方面，注重适当留白，将更多创造的余地留给使用者。在空间中留下一些空白区域，不做过多的预设和限制，让使用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进行个性化的布置和使用，以满足使用者的多样性需求，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注重留白设计也是尊重使用者个性和自主权的表现，毕竟，每个人对于空间的使用和感受都是独特的。
3.提升教学科研空间的灵活性
建筑空间的灵活性指的是建筑物内部空间能够通过对布局、功能和结构等方面的调整来适应不同需求的程度。灵活的空间设计既能够更好地满足使用者的需求，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也有助于克服原有根据功能分区逻辑而生成的标准统一空间过于简化主义和教条主义难题，高质量推进交叉学科建设和跨学科研究。首先，可以使用可移动的隔断或家具来改变空间形式，创建不同大小的会议区、讨论区或工作区，以适应不同规模和形式的团队活动。其次，设计可拆卸的墙壁、天花板、地板等，选择可调节高度、可折叠、可移动的家具与设备，进而有助于结合科研实际随时改变空间的布局与功能，满足不同需求。最后，还可利用科技手段智能调节空间的温度、光线、声音等，创设更加有利于交叉学科建设的教学科研环境，体现包容交流、思辨、互动的“温度”。
（二）促进情理交融：深化交叉学科建设的精神空间
“情”与“理”是交叉学科建设精神空间的两个基本要素，“情”主要指人们对交叉学科的认知、情感和态度等，“理”则主要指交叉学科的理论、机理、范式及本质规律等。“情”与“理”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统一于交叉学科建设的精神空间范畴内。高校交叉学科建设需要确立“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方法论体系，促进情理交融，不断深化交叉学科建设的精神空间。一方面，构建交叉学科的范式，把理说透，强化人们对交叉学科的认同感。另一方面，走进人的内心，把情做足，培养人们的学科交叉情怀。
1.廓清交叉学科定位，探索构建交叉学科范式
交叉学科源自传统学科之间在知识体系、研究范式、方法理论等多方面的交叉融合，传统学科是交叉学科的母学科，没有传统的学科分类，交叉学科就无从谈起。因此，高校交叉学科建设一方面要廓清学科定位，消除认知理念与思想上的学科壁垒，打破故步自封的心态与陈腐封闭的学科界限。另一方面，有选择性地吸收借鉴传统学科的概念、方法和理论，通过多学科之间的深度交叉与知识体系上的互动融合，挖掘新的学科生长点，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交叉学科体系，以实现继承和创新的并行发展。此外，高校交叉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范式”，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交叉学科定位，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和实验手段，实现研究方法和科研范式的创新。同时，搭建交叉学科育人科研新平台，营造学科交叉新文化与新氛围，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从而形成人们认同的交叉学科范式。
2.创新交叉学科组织，优化交叉学科制度设计
高校既要自上而下构建实体性质的特色型交叉学科研究组织，即综合考虑办学传统、学科优势以及国家战略需求，设置若干用以支撑跨学科、跨院系、跨领域交叉融合的实体性科研组织，也要鼓励科研人员探索构建虚体性质的交叉学科研究“自组织”。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因科研兴趣或某一科研议题而自发在一起所形成的“自组织”，无须受到太多的政策性、指令性或考核性的约束。更为灵活和自由的交叉学科研究“自组织”在科学发现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对实体性交叉学科研究组织的有效补充。针对交叉学科研究特征和组织运行逻辑，还要建立和完善适应交叉学科研究的保障、激励和评价制度，充分考虑交叉学科研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建立多元化、综合性的评价标准。同时，建立健全稳定的支持自由探索的体制机制，让“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获得制度性保障。
3.强化情感归依，培养人们的学科交叉情怀
交叉学科建设的精神空间对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学科人而言，可能是一个充满好奇、兴致和激情且值得留恋和向往的地方，也可能是一个令人感到枯燥、无味甚至是痛苦想要极力挣脱的地方。实现交叉学科建设的意义和价值，需要走进参与者尤其是“惧怕者”的内心，在心与心的交流中找到负面体验的原因，帮助他们找回在学科交叉实践活动中应有的安全感、愉悦感和幸福感，增强人们对精神空间的情感归依。为此，在交叉学科建设中，应对涉及的各母学科保持尊重、包容的态度，深刻理解各学科知识体系的独特性质、学术规范、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有选择性地接纳吸收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方法，摒弃学术偏见。此外，还要警惕并消除学科治理中的行政化导向和工具主义倾向，倡导以学术为导向的治理模式，尊重学术自主权和学术共同体的决策权，让学术研究回归其本质。当然，在学术环境构建中，也要深刻认识到学者群体的人格尊严和学术价值，确保他们享有应有的权利，保障他们应有的权利，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毕竟，每一位学者都是独特而宝贵的个体，他们承载着知识创新的重任，是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驱动力。
（三）推进协同治理：强化交叉学科建设的社会空间
协同治理注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通过共享资源、共同投资等方式，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价值创造。作为将利益相关者融合到共识导向的多边决策过程中的一种明确和正式的战略，协同治理为我国高校转变传统的学科建设模式，有效推进交叉学科建设变革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向[33]。
1.更新治理理念，构建交叉学科发展新格局
相较于传统学科，交叉学科治理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更为凸显，利益相关者更为多元。强化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固然能够为高校交叉学科建设提供政策指引、制度以及资源上的保障。但政府自身的治理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治理交叉学科，不仅会削弱其他利益主体的积极性，而且也难以构建出健康有序的交叉学科发展新格局。因此，强化交叉学科建设的社会空间，首先需要更新治理理念，由政府主导模式向多元主体共治模式转变。不过，交叉学科有多种形态，其支撑母学科在学科体系中的分量和地位也不尽一致。这意味着，在交叉学科治理活动中，并非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具有等量齐观的学科管理话语权和决策权[34]。因此，应结合具体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谋划治理方案。关键在于，既要明确交叉学科多重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资源和权力；也要进一步调整政府的角色和定位，使政府充当好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平衡器”[35]，将其在学科建设中的全能管控作用转变为引导作用和协调作用。
2.凝聚思想共识，打造交叉学科建设共同体
交叉学科建设涉及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化、传统、规范、标准、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难免会产生诸多观点和思想上的对立与冲突。这既是交叉学科建设的挑战所在，也是交叉学科建设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但应认清的一点，交叉学科是原始创新和重大技术突破的重要源泉，是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有效路径，同时也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流趋势。因此，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利益相关者，应共同铸牢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问题意识，凝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思想共识。与此同时，也要进一步打造交叉学科建设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既是一种机制的建立，也是一种氛围、传统和精神的培育。学术共同体对一般性科学共识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一般性科学共识则是促进知识创新、排除伪科学、减少学术偏见的重要基础。要不断强化交叉学科共同体建设，以“求同存异”“兼容并包”“模范引领”为基本原则，在交叉学科与支撑学科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学者与管理者之间及大学和企业、政府之间搭建重要的交流平台，引导交叉学科发展的自觉性。同时，注重多元主体的互动交流，合理配置学术资源，重塑学术精神，共同探索形成系统化、专业化、规范化的交叉学科建设模式，构筑良好交叉学科生态。
3.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热情
协同机制强调团队合作和协作沟通，可以有效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促进创新。为打通交叉学科建设多元主体之间衔接合作的堵点难点，激发多元主体参与交叉学科建设的热情，亟须建立健全统筹联动、信息共享、协作配合等各项机制，变“单打独斗”为“联合作战”，形成交叉学科建设合力。一方面，设立交叉学科建设领导与统筹协调机构。高校可设置专门的交叉学科建设委员会，并赋予其一定的权力和资源，使其全面负责交叉学科建设相关事务的统筹工作，以克服高校院系、学科及职能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协同合作的历史难题。另一方面，完善制度协同机制。高校交叉学科建设要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全局视野和系统思维，可通过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资源配置与利用、强化信息交流与共享、完善激励与评价机制及监督与反馈机制等措施建立健全运行畅通、保障有力、有效协同的完整制度体系，确保制度的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22] 沃勒斯坦. 学科·知识·权力[M]. 刘健芝,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2.
[35] 舒永久, 李林玲.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逻辑、困境及路径[J]. 现代教育管理, 2020(6): 4-5.
(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5年第5期)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青年课题“场域视角下中国一流大学交叉学科建设研究”（编号：CIA210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