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高技术产业的产教融合治理体系研究[1]

——荷兰工程博士生培养改革及其启示

储昭卫

摘要：激发多元主体参与产教融合，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工程人才是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前提和现实挑战。荷兰以工程博士生培养为目标，通过多元主体的持续互动构建了高质量的产教融合治理体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历经教育试验区、规模扩张、内涵式发展三个时期，最终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和责任分散的治理结构：4TU联盟是最高决策和内部监督机构，4TU.SAI对工程博士生培养的过程进行管理，技术型大学以项目为抓手培养工程博士生的设计专长，企业雇佣和支持工程博士生完成设计任务。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强多元主体的权益保障，降低产教融合的交易成本、参与投入和市场风险等措施，激发了多元主体的参与动力，促进了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成效。

关键词：产教融合；工程博士；高技术产业；治理体系；研究生教育

作者简介：储昭卫，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武汉 430074。

 

高技术产业占据着产业链的关键核心位置，是各国产业竞争的焦点^[1]。高层次创新型工程人才供给是形成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前提，因此优化高等工程教育体系的依据之一就是能否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2]。随着美国“小院高墙”的对华科技战略初步形成，未来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人才供给将完全依赖自主培养^[3]。培养工程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工程博士生”）是我国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工程技术领军人才的重要政策。随着全球科技交流壁垒高筑，工程博士生培养质量已成为决定高技术产业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变量。

产教融合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工程博士生培养质量^[4]。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科学精神和创造性思维培养，加强科教融合、校企联合等模式，培养造就一大批熟悉市场运作、具备科技背景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但产教融合培养高层次工程创新人才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产教融合深度明显低于医学类、管理学类、教育类研究生^[5]，管理制度建设流于形式，质量监控和评价机制缺乏等问题十分突出^[6-7]。为应对上述问题，有学者提出应发挥政府作用、建立中介组织、加强立法与顶层设计等对策^[8-9]。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预期的政策效果并未达到：一方面，校企双方利益难以整合等深层问题始终制约着产教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上热下不热”和“校热企不热”的现象并未实质性改善^[10]。因此，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激发校企合作动力，整合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以优化产教融合体系。笔者以荷兰工程博士生培养为案例，分析产教融合体系如何逐步发展，最终找到维持校企合作的向心力。为了考察这一过程，尝试从荷兰工程博士生培养的历史入手，进而分析高校、企业等治理主体的互动过程和利益整合，以为我国产教融合培养高技术产业创新人才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从试验到成熟：荷兰工程博士生培养的历史演变

荷兰的工程博士项目历史悠久，制度设计十分独特，吸引了阿斯麦公司（ASML）等顶尖企业以及优秀工程师参与项目申请。从参与主体、培养制度与市场的关系等方面，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教育试验区时期、规模扩张时期和内涵式发展时期三个时期。

1.教育试验区时期（1982—2003年）：寻找工学博士项目的替代方案

荷兰高校发展工程博士项目不仅是为了解决博士生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更多的是两次石油危机后，国家急需走出“荷兰病”泥淖的无奈之举。彼时公共财政削减使得高校面临巨大办学压力，学制过长、毕业生难以胜任工程职业要求以及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也直指教育体系之弊^[11]，如何优化资源使用效率并提升工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荷兰工科院校面临的重要挑战。

1982年，数学系教授Stan Ackermans担任埃因霍芬理工大学（Eindhove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U/e）校长后，旋即拉开改革序幕，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建立继续教育研究所，为硕士毕业生提供为期两年的硕士后（post-master）跨学科设计教育，以替代周期长、投资高和学术化严重的工学博士教育项目。该项目在1986年正式招生，为了突出技术设计的教育理念并与工学博士项目相区分，专门命名为“技术设计硕士（Master of Technological Design，MTD）”。MTD一直由继续教育研究所负责招生和培养工作，作为“教育实验区”直接向校长汇报工作，并于1995年更名为Stan Ackermans研究所，以纪念他在工程教育改革中的卓越贡献。MTD的探索为荷兰工程博士生教育奠定了设计导向、应用型和高层次的基调，吸引了企业的青睐与合作。

2.规模扩张时期（2004—2017年）：建立校际产教联动机制

MTD的成功使其办学模式获得了不少拥趸，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U Deflt）和特温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UT）相继举办了多个类似的项目。但随着办学规模扩大，不同学校的项目趋于同质化、部分项目招生情况不理想且质量不高等问题日益突出。此外，博洛尼亚进程后的荷兰高等教育国际交流日趋频繁，而MTD常被误认为是硕士层次项目，很难吸引到优秀留学生。

为了吸引更多优秀申请者，各高校开展了新一轮改革以提升办学质量和国际声誉。①TU/e决定自2004年起，将MTD更名为“工程专业博士学位（Professional Doctorate in Engineering，PDEng）”，明确指出其办学层次和能力要求属于欧洲资格框架中的博士学位水平（Level 8）。②为了降低人才培养成本，加强校企合作，TU/e、TU Deflt和UT三所应用技术大学于2006年成立了3TU联盟，下设3TU技术设计学院（3TU School for Technological Design），后更名为3TU Stan Ackermans Institute（缩写为3TU.SAI），统一规划和部署PDEng的招生、培养及产业合作事宜。2017年，瓦赫宁根大学和研究所（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WUR）正式加入3TU联盟，3TU.SAI又更名为4TU.SAI[2]。③为了避免同质化竞争以及强化特色，4TU.SAI决定撤销质量不足、招生不理想的项目。1998年以前依托各学校优势学科开设的PDEng项目大多被保留，在1998—2011年间开设的项目被大量撤销，2011年后开设的汽车系统设计、临床信息学、智慧城市等新兴产业项目被保留^[12]。这一时期，为了应对办学成本上升的挑战，荷兰高校在协同优化招生项目、建立校企合作标准与梳理办学目标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基于4TU联盟的校际产教联动机制，以促进产教融合的持续推进。

3.内涵式发展时期（2018年—）：产教融合水平再上新台阶

随着4TU和4TU.SAI成立，工程博士生培养体系日趋成熟，项目数量和招生人数显著增加，工程博士项目的供应量与市场需求出现了翻转。如何与市场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建成高质量产教融合体系成为新挑战。

与前两次的改革不同，第三轮改革更多地借助了4TU联盟的力量，在与产业界进行了密切和多渠道沟通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了市场和政府力量。①继续优化招生结构，针对政府重点支持的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等领域扩张，在2019年新设置了商务与IT、数据科学、农业食品与生态系统设计等新专业，并在2020年果断关闭了受COVID-19疫情影响较大的传统项目如物流管理系统等。②4TU宣布自2022年9月起将所有的PDEng项目更名为“EngD（Engineering Doctorate）”，一方面，与荷兰即将招收的专业学位博士生（Professional Doctorate，PD）区分开，体现PDEng短周期、校企联合培养和低成本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与英国工程博士协会等专业组织的命名保持一致，清除国际交流、招生与合作的障碍。③4TU进一步加强了与企业的合作，为中小企业申请工程博士项目提供了更加便捷和快速的渠道。④加强与行业机构的合作和认证，为此提升了毕业审查力度，这也直接导致2020年后整个4TU工程博士生的两年毕业率从2020年之前的90%下降到2020年之后的85%左右。

二、多元主体与责任分散：荷兰工程博士生培养的治理体系

受限于地狭人密、人口规模不大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等特征，4TU十分重视生源稳定性、办学成本和办学质量等因素。经过将近40年的探索，荷兰围绕工程博士生培养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机制，充分调动了办学资源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了更清晰分析其发展过程，借鉴俞可平教授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将产教融合治理体系定义为“规范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权力运行和维护利益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包括规范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高校、政府和个人四个次级体系的制度和程序”^[13]。从荷兰产教融合治理体系来看，其最大特征是实现了多元主体参与下的责任分散与利益共享，从而持续激励产教融合行动。

1.4TU联盟：最高决策与内部监督机构

与部分欧洲国家如英国的工程博士协会只作为交流平台不同，荷兰4TU联盟作为常设机构，直接负责工程博士生培养与改革的重大决策。4TU联盟的目标是“联合研究机构、行业和公共部门采取行动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培养大量卓越工程师和技术设计师，从事国际领先的、社会问题相关的研究”，其使命围绕促进创新、加强工程人才培养两条主线展开。根据4TU联盟的组织结构（见图1），综合管理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4所大学的校长和两名副校长共12名成员组成，主要任务是制定基金使用计划、审查规划和报告。执行委员会是4TU的常设机构，由4所大学的校长组成，负责管理基金、批准重大研究计划、制定预算等日常事务决策。教育管理委员会由4所大学分管教务的副校长组成，负责制定和执行4所学校教育合作计划。研究管理委员会则由3所大学分管科研的副校长组成，负责制定与执行研究相关的合作计划。财务管理委员会和秘书处是常设机构，前者负责制定财务计划、监督财务运行和募捐等，后者根据执行委员会的要求，制定、实施和评估各项战略规划，处理对外沟通和联络工作。在上述组织架构下，联盟通过财务审查、批准合作计划、检查任务进度等方式进行决策和对内部进行监督，以保证各机构协作执行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

 

 

图1  荷兰4TU联盟的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4TU联盟官网（https://www.4tu.nl/en/）。

 

2.4TU.SAI：工程博士生培养的过程管理

4TU教育委员会有4TU工程教育中心（4TU.Centre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4TU.CEE）和4TU Stan Ackermans学院（4TU.Stan Ackermans Institute，4TU.SAI）两个下设机构：4TU.CEE负责工程教育发展规划和联系产业界；4TU.SAI负责工程博士项目的过程管理，主要职能包括对接企业、高校与工程博士生，推进和监督培养过程等。在4TU.CEE和4TU.SAI的共同努力以及企业、个人的多方博弈下，最终设计了为期2年且近乎苛刻的过程管理计划：一是为了延续MTD短学制特色，节省工程博士生培养的人力、工资和时间成本；二是为了避免研发周期过长，导致企业错过市场机遇期；三是完善的过程管理更能够吸引优秀的企业和申请者。

以汽车系统设计项目（Automotive Systems Design，ASD）为例，如表1所示，工程博士项目过程管理分为招生、录取、培养与考核四个阶段。企业在每年6月30日前向学校递交技术项目计划书，说明自身的研发需求并承诺设备、培养和管理支持。由4TU.SAI和学校汇总公开后，正式就企业技术项目进行招生，学生根据项目计划、专业契合度和个人履历进行申报。

在录取阶段，通常根据生源情况在6月下旬和9月上旬进行两次招生审核，以企业为主进行材料审核和面试，在企业和申请者达成意向后由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随后，被录取者、学校和企业在10月1日前签署三方协议，约定资助金额、福利、知识产权归属等义务与责任，并根据项目要求共同制定学习计划。

随后，高校于11月之前正式启动第一学年的培养工作，为期10~12月，由4所高校分别开设各类必修课、选修课和职业发展课，并完成4~6周的短期团队设计项目。第二学年开始后，工程博士生将在企业开展10~12月的实习，并在企业设计导师和学术导师共同指导下完成申请时选定的设计项目。在企业实习结束后，应将设计成果提交评价委员会考核，通过答辩后学生可获得工程博士学位，并有1个月的学术休假和求职期。

3.技术型大学：以项目为抓手培养工程博士生的设计专长

荷兰工程博士生培养并不强调知识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而是以项目为抓手培养学生的设计专长，强调完成技术项目。正如4TU.SAI主任Paul Koenraad所说：“工程博士项目是让他们学会像系统工程师一样思考，对其已有研究和知识进行补充，从而真正为工业创新做出贡献。”荷兰工程博士生在录取后会进入技术型大学的培养环节（如ASD的学生要进入TU/e的专业学院），历时一年的课程学习将严格遵循“在硕士基础上延续和补充”和“面向产业”的定位。

 

表1  荷兰工程博士生培养的过程管理

资料来源：TU/e研究生院招生简章（https://www.tue.nl/en/education/graduate-school/engd-automotive-systems-design/）。

仍以ASD项目为例，如图2所示，两年的学习可以分为五个具体模块：①模块一为必修课程，学习系统设计和项目管理，了解大型汽车软件系统的总体开发过程；②模块二为选修课程，重点介绍领域前沿知识和技术，近年来主要面向智能辅助驾驶相关技术；③模块三要求与其他方向工程博士生（如软件、数据等相近领域）合作完成一个跨学科设计项目；④模块四要求同专业工程博士生组队完成一项汽车系统设计；⑤模块五为具体工业产品设计，如DenBerg博士承担Sycada软件公司的项目，目标是设计电动巴士能耗预测系统。可以发现：从过程来看，ASD经历了设计知识、一般设计任务、跨学科设计任务、团队专业设计任务、企业设计项目的进阶，实践难度和设计广度逐步增加；从目标指向来看，所有课程和训练都明确指向电动汽车能耗系统这一“设计专长”。

4.高新技术企业：雇佣与支持工程博士生完成设计任务

作为与产业界高度联动的技术型大学联盟，4TU明确提出工程博士生招生的前提是“企业的技术设计需求可以通过雇佣工程博士生来满足”。对于企业而言，雇佣工程博士生相当于将研发任务外包。由于完成该任务通常要借助企业设备并基于现有产品展开，这使企业愿意提供真实技术问题和资金参与产教融合，从而将企业培养和使用工程博士生的过程相统一。

企业雇佣和支持工程博士生开展设计任务的前提是企业可以提出真实的技术创新需求，且学校可以筛选出合适的申请者。为此，荷兰企业在申请雇佣工程博士生前，须提供一份项目计划以说明招收工程博士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项目计划包含三部分：①项目组织信息，包括产品所有者（企业法人或主管）、项目管理者（负责所有工程博士项目的进度）、企业导师（工程博士生的实际指导者）的情况；②项目内容信息，包括商业背景与价值、存在的技术问题、希望达成的技术目标、技术挑战等；③项目的执行周期、需要招收的工程博士生数量、对工程博士生的要求和配套条件等。4TU.SAI和学校根据上述信息评估项目价值，以及企业能否支持工程博士生完成项目设计，申请者也能据此申报就读。

那么，如何确保这些技术项目具有商业价值呢？4TU.SAI的做法是不去对项目价值做主观判断，而是让企业根据自身需要将技术问题进行拆解或合并。由于企业需要为学校、工程博士生及其学

 

 

图2  工程博士生的培养过程

资料来源：TU/e研究生院ASD招生简章:https://www.tue.nl/en/education/graduate-school/engd-automotive-systems-design/。

 

术导师、知识产权、实验设备与耗材支付费用才能雇佣工程博士生，并提供项目经理和技术导师监督与指导，这就使支出成本从侧面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筛选作用。

三、保障权益与降低成本：产教融合中多元主体的利益整合

由于难以找到兼顾各方利益诉求的协调机制，无法激励企业深度参与，导致“校热企冷”已成为我国产教融合的核心痛点^[14]。荷兰工程博士生培养也涉及4TU、企业、行业协会、申请者/工程博士生和政府等不同利益群体。面对多元主体参与且承担培养责任的现实，4TU通过保障各方权益，积极降低多元主体的制度性成本、参与投入和市场风险，激发了各方参与产教融合的动力，从而整合了利益诉求。

1.雇佣工程博士生填补研发需求，激发企业参与动力

高技术领域竞争格局不稳定，企业面临较强的竞争态势且自身具备较为深厚的技术储备，因此高技术产业参与产教融合往往以获取技术知识、提升研发能力为前提^[15]。那么企业为何要通过产教融合而非招聘新员工等途径实现这一目标呢？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当企业内部进行资源配置的生产、管理和行政成本低于从市场买卖时，企业就不会继续扩张业务，而是会选择从市场交易获得^[16]。4TU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鼓励荷兰企业以雇佣工程博士生的形式将研发活动外包，从而降低自身研发成本，并激活了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动力：对中小企业，能借助工程博士生弥补自身在设备、知识和人力资本上的短板；对大中型企业，可以雇佣工程博士生探索高风险技术领域，改善组织二元性。

为了鼓励和吸引企业参与，4TU从多方面保障了企业雇佣工程博士生的权益。①身份认同上，工程博士生被明确为雇员而非学生，能够从企业获得丰厚的薪资保障，企业也优先考虑有工作经验的申请者。如表2所示，以ASD为例，4TU.SAI提供了两种简单明了的雇佣方式：一种是已经与企业签订雇佣合同的申请者，企业只需支付高校培养成本；另一种是申请者与学校签订合同作为企业实习生，再由企业与高校签订合同，企业需要支付实习生工资和高校的培养成本。②企业能够主导工程博士生的研究选题并可以优先选择申请者，企业只需按招生专业提交项目计划书，再由高校公布和招生，高校和4TU并不会干涉企业选题。③工程博士生的培养计划是由企业和高校共同制定的，企业在选择合作院系、教师、实验室和课程上有自主权，能够最大程度强化企业与高校的协同效应。④从成本角度来看，企业雇佣工程博士生的支出远低于雇佣硕士学历的工程师，相当于以更低成本获得了一名高水平研发人员。两种类型的用人成本和收入水平如表2所示，根据欧盟统计局2022年底的官方数据，荷兰工程博士生的月收入高于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员工的最低月收入，接近西班牙、意大利等中等发达国家的员工平均月收入，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工程师而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有助于企业吸引其他国家的优秀留学生。⑤工程博士生在入学前需要和企业、高校签署三方合同，合同除工资福利、培养方案外，还包括知识产权协议和商业技术保密协议，共同约定工程博士生在读期间的所有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归企业所有，帮助企业消除知识产权剽窃和泄露等后顾之忧。

 

表2  不同身份就读工程博士的企业用人成本

资料来源：TU/e研究生院ASD招生简章（https://www.tue.nl/en/education/graduate-school/engd-automotive-systems-design/）。

注：学校雇佣的工程博士生实际工资为2089欧元/月（不含税），另有8%的假期津贴和8.3%的年终奖励，年收入共计29154欧元。企业每年支付课程教学、导师津贴和设施使用的费用为9596欧元。

2.共同分担培养责任，降低单一主体的培养和管理成本

为了降低成本并增强市场竞争力，企业和高校更倾向于让工程博士生如期完成项目。为了在较短的周期内实现高质量创新产出，4TU对培养责任进行分割，将高校的培养、管理和监督任务切分为4TU.SAI、学校、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在保证培养质量和加强产教融合的同时，显著减轻了高校的培养任务。

①在4TU指导下由各高校分别建立博士学位委员会（Board of Doctorate），负责和企业进行沟通，负责审批工程博士生的入学、课程修读、研究计划制定和组织评价委员会等工作^[17]。同时，4TU要求企业建立项目管理机构，监督工程博士生的实习进展，并及时向学位委员会报告或与高校进行沟通。②建立了联合导师组制度，导师组由来自4TU的学术导师、来自企业技术部门的设计导师和市场部门的客户导师至少三人组成。导师组共同为工程博士生制定课程计划、管理项目进度、提供工作设备与条件、共同签署知识产权和保密协定，并由学术导师主要负责课程学习、团队项目训练，设计导师具体指导企业技术细节、实验和原型制备等模块，客户导师指导商业化和市场化。③4TU还建立了严格且细致的中期考核与最终评价体系。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工程博士生在汇报学习进展后，由学位委员会判断能否完成项目，不合格者将终止后续学习，以避免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浪费。在第二学年末，所有设计项目将交由评价委员会审定，从而判断工程博士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

3.尊重技术创新规律，促进工程博士项目的商业化

大学以促进知识创造为目标的评价惯性容易助长专业博士生教育的学术化倾向，导致高校与企业的初衷相背离，企业无法参与人才评价进一步加剧了上述问题。因此，避免高校在人才培养评价中的“一言堂”现象，明确“评价什么”和“如何评价”两个问题，才能调和双方在产教融合中的诸多分歧。

对此，4TU.SAI始终强调工程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设计方法、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能够为高科技公司或医疗机构进行技术设计的工程师”，虽然不同阶段的学习内容有所差别，但培养过程都围绕基于研究的问题解决能力、系统的证据收集方法和批判性分析与反思等工程设计技能展开。这种理念被内化为工程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和答辩要求上，论文并不拘泥于学术规范性和严谨性，而是重点考察技术产品能否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如表3所示，4TU.SAI为了提升最终考核/论文答辩的可操作性，规定答辩需要包含设计的背景与设计对象、项目的基本要求、设计过程与设计作品三个部分。这种以工程设计和产品为依据的评价体系，能够很好地考察工程博士生的市场分析能力和商业头脑，以及对技术项目的系统管理能力。

 

表3  荷兰工程博士生答辩需要汇报的内容

资料来源：具体内容由作者整理文件和资料所得，可参考《优秀论文展示》（https://www.tue.nl/en/our-university/calendar-and-events/ academic-events/tue-science-awards/tue-best-engd-thesis）。

 

4.多元主体参与评价，共同守住质量底线

为了避免出现以学术共同体评价工程产品，导致评价标准虚设的不足，还需要明确“谁来评价”。荷兰工程博士项目的评价体系充分引入外部监督机制，由高校、行业协会和企业共同扼守质量底线，同时避免培养过程出现“学术漂移”。

当工程博士生完成技术设计后，可以向评价委员会提交论文或产品。评价委员会由博士学位委员会组建，有4—7名成员，且必须包括工程博士生的设计导师、学术导师、客户导师、外部专家，其中外部专家是由博士学位委员会指定的、与本项目无关的专业人士。所有评委必须具备相关学术背景、设计专长和经验，且至少一人具有博士学位，在不出现两张以上反对票的情况下，即认为通过答辩。

为了保证及时更新评价体系，荷兰技术设计项目认证委员会（Dutch Certification Committee for Technological Design Programs，CCTO）每五年会组织一个专家委员会，对工程博士生的课程和项目进行一次认证评估，确保培养质量符合学术界和工业界的要求。CCTO由荷兰工业企业家和雇主组织、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和4所技术大学共同组成，工程博士生的学位文凭必须获得CCTO认证，从而避免了企业、学校或个人之间进行合谋，随意压低评价标准，为自身牟利的可能性。

5.加强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为产教融合创造有利环境

产教融合也离不开政策环境的支持，荷兰政府为工程博士生培养提供了多种保障措施。①直接面向高新技术领域、新材料领域、政府重点支持产业、欧盟相关项目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以抵消他们雇佣工程博士生的管理和培养成本。②每月可以为企业提供2700欧元实践和实习补贴，可用于企业人力成本或工资支出。③推出两种用于激励中小企业的创新券（Innovation Vouchers）或知识券（Knowledge Vouchers）：一种是单个价值5250欧的小额券，支付上限是总投入的70%，至多可以由3个企业提供9个知识券，共同购买一项高校服务；另一种是单个价值9000欧的大额券，支付上限是总投入的40%，可单独使用。④荷兰政府还推出了名为小型商业创新研究（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SBIR）的政府采购计划，以加速中小企业研发项目成果的市场化。如果说税收优惠和实习补贴的目标是抵消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日常运营和管理成本，那么创新券和采购计划则是以市场化方式鼓励企业和工程博士生进行双向选择，共同保障产教融合体系的运行。

四、荷兰工程博士生培养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经过30多年的探索，荷兰工程博士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搭建了高新技术企业、医疗机构和大学的合作桥梁，帮助企业解决了大量真实技术难题，还为产业界培养了3000多名工程博士。2020年4TU.SAI的调查发现过去十年工程博士毕业生的前三大就业单位分别是阿斯麦公司、飞利浦公司和赛默飞公司，部分毕业生已成长为上述企业的中坚力量，在2006年、2009年、2012年、2015年开展的四次追踪调查也显示超过95%的毕业生对该项目效果做出了积极评价。鉴于其良好成效，4TU计划在2022—2027年将培养数量增加一倍，并开设更多新兴产业项目。虽然培养规模不大，但荷兰工程博士生的培养经验能够为我国产教融合培养高技术人才提供些许借鉴。

第一，产教融合的前提是为企业提供研发支持和知识交互，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激发企业的参与动力^[4]。面对我国产教融合面临的系列困境，以往研究强调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刺激，鼓励企业提升积极性和承担社会责任^[14]。而当前产教融合深陷形式化、功利化的困境，说明上述政策工具并非灵丹妙药。荷兰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政府无须通过行政力量主导产教融合，而应为产教融合创设低交易成本的运行环境，降低企业和高校的合作成本，再通过协同创新、知识增值和商业化前景激发利益相关者的内生性动力。

第二，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应对管理机构、培养单位和企业的权责与收益进行适度分割，确保责任和义务对等，并切实维护参与者利益。相比于缺乏研发能力的中小型企业，高技术企业在产教融合过程中更关注具体收益和风险，原因如下：①高技术企业对知识产权高度敏感，而我国现行政策默认学生实习实践期间成果归学校所有；②高技术企业的研发任务更加结构化，产教融合容易打乱工作节奏；③企业接纳教师和学生实习实践中潜在的各类安全风险。以往研究更多关注企业责任，或从政府、学校视角分析企业的收益和补偿^[18]。然而对高技术企业而言，真正制约其参与动力的是产教融合中高昂的潜在知识产权风险、研发和管理成本。未来政策设计可以借鉴荷兰经验进行引导：首先，要避免单一主体承担的责任过多、投入过大的“批发式实习”，致使无法开展精细化管理，出现管理和培养的“真空地带”；其次，要事先约定合作方的具体收益，避免企业“出钱出力不讨好”，真正以知识产权和创新人才弥补企业的产教融合投入；最后，应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鼓励产教融合参与方签署相应协定，切实保障参与者权益，降低潜在风险成本。

第三，要基于工程技术创新规律制定评价体系，促进管理、办学和评价的主体相分离，避免工程博士生培养出现“学术漂移”。我国虽然为专业学位评价提供了专利、技术报告、设计方案、实验方案等多种成果形式，但评价主体仍然以高校教师为主 ^[19]，致使评价过程的学术导向明显，极易诱发培养过程的“学术漂移”，使得产教融合始终是“两张皮”。从荷兰经验来看，工程博士生培养主要在高校专业院系和企业完成，培养监督主要依靠4TU.SAI和博士学位委员会，最终评价由评价委员会负责，并且出具了评价成员的构成和评价细则，最大程度实现利益主体分离，避免了向工学博士生漂移的可能性。

第四，工程博士生的培养要与工程硕士生、工科本科生体现出层次差异，要体现互补与拔高，突出“大工程”视野。工程博士生的成长目标不是一般工程师和技术员，而是熟悉市场和客户、具备研发管理能力和技术系统集成能力、能够为企业和社会效益负责的高层次工程人才^[20]。因此，在工程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应注重市场分析能力、跨学科设计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工程领导力的培养，警惕工程博士生培养的学术化、知识技术化、能力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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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