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主副范畴及其内涵
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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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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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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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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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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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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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遂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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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前对于自身资质的高估,体现为顺遂惯性、跃升预期、特质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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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升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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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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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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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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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后呈现出对于读博过程的低估,包括困难预判、意义感知、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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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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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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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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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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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在物质、情感、学术方面存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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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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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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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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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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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过程中物质、情感、学术方面的实际供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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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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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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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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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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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关于学业规划、职业期望与日常生活应有意象的预期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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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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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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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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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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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所面临的毕业资质不符、职业走向偏离、日常生活实然样态等现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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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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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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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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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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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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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退学行为实施的阻碍力量,包括他人劝阻,欠缺社会资本,以及社会对于退学行为的规则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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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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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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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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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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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退学行为实施的推动条件,包括他人支持,所具备的资源禀赋,以及突发性的关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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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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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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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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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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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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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学选择受到阻碍力量后所进行的自我调适,包括认知层面的自我和解、行为层面的主动寻求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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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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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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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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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对于退学选择推动条件的主动利用,包括认知层面的自我重塑、行为层面的积极行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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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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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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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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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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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中断学业,离开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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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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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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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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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留在校园,继续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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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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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博士生退学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其演变机制
最后,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随机抽取4份就学状态互异的文本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通过对文本资料的重新编码和分析验证,并未得到新的范畴与关系。上述所构建的“博士生退学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其演变机制”基本达到理论饱和的要求。
二、退学意向缘何产生
1.认知错配:自我高估与学术低估
魏德曼(John C. Weidman)等人指出,博士生入学前教育经历与学术角色初始期望的预期社会化阶段对博士生学术历程的后续发展有直接影响[14]。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博士生在入学前对读博的理性选择可能存在认知偏差,表现为自我高估与学术低估之间的“认知错配”。以下三方面的“认知错配”是博士生退学意向产生的主要根由。
(1)顺遂惯性与困难预判间的张力。个体的认知具有一定外在依赖性,是其在自身与外在环境互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体验、觉察及评价性理解[15]。作为学历精英代表的博士生,通常是升学路上的脱颖而出者。在此背景下,部分博士生鉴于自身既往“一帆风顺”的受教育经历,萌生了“读博不难”的错误认知。在其看来,“硕士变博士”似乎是顺理成章且轻而易举的事情,本研究将之称为“顺遂惯性”。“跟大多数人一样按部就班地上了大学,然后又凭着点运气念了硕士,轻松顺利地毕业后让我产生了读博应该也不难的错觉。”(F2)然而,顺遂惯性可能强化升学路径依赖,使得博士生对未来的学术生涯盲目乐观,进而忽视某些潜在的风险与压力“闭眼跳坑”,最终意识到“盲目做决定很吃亏,硕博根本不同”(F4),并因难以跨越“自己的老师变成老板,手里永远有做不出的实验”(F4)等现实落差和学术挫折,进而萌生退学想法。
(2)跃升预期与意义感知间的冲突。读博动机是促使个体选择并坚持攻读博士学位的心理要件,也是博士生学习投入及学术持续性的重要前因变量。访谈结果表明,部分学生出于“本校保研直博并且能去到院系内最好的附属医院的诱惑实在太大”(D6)、“只有读博才能有晋升机会”(F13)等能够提升学历或突破职业瓶颈的跃升预期而选择读博,却又在读博期间陷入“没啥情怀,又被按头在这个苦专业消耗青春”(D6)的内耗怪圈,以至于“看不到继续读下去的意义”(D2)。“意义”是人生命的核心与存在的理由,其重要性在个体面对高强负荷和紧张体验时尤为突出。抱持跃升预期的功利性读博动机使得博士生对学术任务的外部价值更为关注,却难以体会或挖掘学术的乐趣与意义。跃升预期充溢与意义感知空无的冲突使得博士生对学术生涯的维继产生迷茫彷徨,随着学术热情在自我消耗中日趋淡化,最终导致其情感层面的非制度性责任约束力逐渐消失殆尽,难以抵抗学业和科研带来的繁重压力。
(3)特质匹配与能力要求间的错位。部分博士生在对自身特质契合性加以审视时,认为“喜欢读书”“文笔不错”“能坐得住冷板凳”就是“读博的料”,这一主观预判显然低估了以理论钻研和创新发现为内核的学术研究对博士生能力要求的多维性。如F7所提:“文科生比较擅长读、写,但还是把学术想得太简单了,真正把脑子里零散的东西组织起来并按想的那样表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更不要提创新。”学术论文是科研实践的逻辑化书写,需采用诸多非公开的叙事技巧、惯例和策略[16]。部分博士生由于尚未熟稔此类隐性知识,在将内部语言转化为外部文本的过程中时常感到吃力与挫败。与此同时,学术研究还要求个体具备批判精神、学术韧性,甚至天赋悟性等内在特质。随着博士生就读的时间推进,由于初始定位模糊而埋下的隐患逐渐放大,博士生对于自身特质与学术能力要求的认知也呈现出“想象中匹配—现实中失配”之偏差。
2.供需失衡:个体需求与供给现状
需要是引发个体行为的原始动机,对个体的影响遵循“满足—增益”“匮乏—伤害”原则[17]。一般而言,个体具有生存需要、关系需要以及成长需要三个核心需要[18]。据此,博士生在读博进程中主要有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需要、维护良好人际关系的情感需要与维继自我持续成长的学术需要。然而,下述个体需求与供给现状之间的失衡导致博士生处于匮乏状态并体验到较大的挫伤感,进而萌生退学意向。
(1)物质支持供需失衡。因生活消费与学术投入等必要支出,博士生的物质需求较为迫切。有研究指出,物质支持额度与学生巩固率成正比,充足的奖学金有助于消解学位获取风险[19]。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奖、助学金仅能满足博士生在学制内的基本生活需要,而在延期毕业率攀高的背景下,博士生不得不面对“四年奖学金要支撑六年学业生活”(D16)的窘境。虽然相关政策对“博士生参与科研项目的劳务开支”作出了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导师的自由裁量权为“僭越”与“寻租”提供了一定操作空间。某些导师把博士生视作免费劳动力,甚至要其“倒贴”钱财:“课题我们做,课题经费没我们份,买个材料有钱也不给你报销,自掏腰包是常有的事。”(F6)如布尔迪厄所言,进行原创性研究的是那些拥有充足经济资本、可以忽视物质关切的人[20]。受既有物质支持掣肘,部分博士生还需通过兼职赚取报酬以缓解经济压力,进而被动损耗了本应付诸学术的专注精力和沉潜时间,眼前可见的经济负担也成为其维继学术生涯的顾虑。
(2)情感支撑供需失衡。首先,导生间的情感联结是影响博士生就读体验的关键[21]。然而,在部分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导生互动主要围绕科研项目研究这一轴心活动展开,并因缺乏源自导师的积极差别关怀与正向情感反馈,呈现出制度化属性和市场化意涵,“导师和学生间更像是老板和员工,干着活却不发工资,导师只会关心项目,不会关心做项目的人。”(F5)甚至有博士生因长期面对导师的冷漠或贬损等情感暴力,陷入对导师“敬畏”与“怨恨”并存,“期待”与“失望”交织的矛盾情绪。其次,同辈群体是个体情感支撑的重要来源,但“闭关”“原子化社交”却成为博士生同辈关系的实然描画。同辈交往在学术竞争与资源博弈中日渐从情感逻辑转至利益遵循,导致一些博士生只能忍受“没有朋友的孤独感”(D3)。最后,家庭是与博士生密不可分的微系统,但话语结构的差异动摇了家人理解的原有根基,生活场域的分隔也淡化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互。适龄未婚的博士生通常还面临着来自长辈的情感施压;而对已婚博士生来说,投身学术便难以顾全家庭,部分已婚博士生为此需承受家人及自我的道德谴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之和[22],伴随博士生情感支撑的供不应求,其退学意向日益被激化。
(3)学术资源供需失衡。概括而言,学术资源可分为硬件与软件两类,硬件主要指博士生从事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设备或平台,软件则主要涉及导师学术指导和同侪学术交流。一方面,从硬件资源来看,受经费投入差异和学术资源累积效应影响,院校间学术资源分配并不均衡[23],且相比人文社科类博士生而言,硬件资源供需失衡对理工农医类博士生的影响更大。“别人都开始研究脑电了,我们还在用问卷”(F15),“设备太老旧,学位论文和小论文的实验结果都不理想”(F12)。另一方面,博士生对学术指导及学术交流的需求普遍较为强烈,但部分博士生坦言,由于导师长期脱离一线科研或承担多重职业角色,对其主要采取“放养式指导”(D3),学术指导频率较低且投入有限。甚至有部分导师“读博前承诺不做横向(课题),之后却又安排各种毫无意义的横向(课题)”(F12),无益于博士生的研究推进和学术成长。此外,同侪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博士生酌盈剂虚、互通有无的重要渠道,但学术内卷化导致的零和博弈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博士生知识共享,加剧了学术研究陷入自说自话或向壁虚构之可能。
3.次序失控:预期设定与现实进程
预期设定反映了个体对未来趋势的预见和期望,对模糊未来的设想与筹划,是博士生抵御未知风险的前提准备;对自身的合理预期以及因预期实现而逐步形成的学术认同,则是助力博士生自我调整并坚持学术道路的心理动因。研究发现,不少博士生对学术研究、职业生涯以及当下的博士生活均有预期设定,但现实进程与预期设定之间的落差导致其产生退学意向。
(1)学业规划与毕业资质间的距离。研究发现,博士生大多会基于自身情况与现实需求进行学业规划,以期顺利完成学业并取得学位。但部分博士生由于在设想和计划就学进程时偏于理想化,致使其预先规划与现实资质存在差距而难以如愿。“硕士期间也发过核心(期刊论文),想着博士期间努努力,两篇C(刊论文)应该也不难。事实上一直都在被退稿。压倒我的不是不够努力,而是再努力也依然没有结果。”(F1)目前,发表一定数量和级别的学术论文仍是关乎博士生“毕业资质”的明文规定或潜在要求。以资格论文为指标的准出制度虽促进了博士生的知识产出,却也折射出当前学术评价制度的异化。“学术GDP”导向的发表崇拜与高级别期刊的有限容量之间存在张力,于博士生而言,随着发表的质量要求与难度日趋提高,满足毕业资质要求愈发难以企及。“努力却没有结果”所造成的学业付出—回报不平衡逐渐催生了博士生的退学意向。
(2)职业期望与职业走向间的落差。诚如前述,更高职业前景是博士生的读博动机之一,职业期望会左右博士生的就读态度,继而影响其就学意愿。不少博士生在就读之初便以获得高校教职为就业目标。但是,愈发普遍的“非升即走”制度使得博士生不得不面对更为长期的学术竞争,加剧了其职业走向的不稳定性。“很想去大学当老师,但很多都是‘非升即走’,卷得厉害。想想博士论文,再想到以后要一直写论文、写课题,就打怵。”(F2)职业发展走向的偏移削弱了博士生对理想职业期望的信念,进而使其就学态度消极,退学意向强烈。与此同时,掌握前沿与精深知识的博士生通常将走向创新或研发等非常规性岗位,但受市场供需结构及社会分工细化影响,与之相匹配的岗位不仅数量较为有限,竞争亦相对激烈。尤其对于大龄博士生而言,“如果毕业后不准备走学术这条路,那时候年龄就是最大的劣势,不如趁早离开。”(F8)年龄造成的职场弱竞争力和待遇倒置成为一些博士生的首要担忧,使其陷入“假博士生”的身份樊笼。
(3)生活意象与日常样态间的迥异。博士生对就读期间生活意象的理想预期是“拥有一定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光”,足以兼顾学术与生活。闲暇既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美好生活,也是开展创新活动的必要条件[24]。然而,大多数博士生当前正处于“学习—生活”失衡状态,闲暇已然成为“奢侈品”。具体而言,博士生的时间焦虑问题相当普遍,其日常生活长期呈现“通宵达旦”“分身乏术”样态。“如果今天没有学习,潜意识里就会非常懊悔,好像浪费时间了。有时候也会安慰自己,我也是个人,需要生活,需要放松,但这种自我安慰始终抵不过愧疚感。”(F1)在加速社会的时间“暴政”下,惜时与守时逐渐成为评判乃至规训个体勤奋和理性程度的道德伦理。一旦博士生未将个人闲暇时间用于学术研究,则可能由此背负“浪费”或“虚度”的道德枷锁,进而只能以更加忙碌与紧张的姿态对此加以弥补。日常生活中的焦虑、迷茫以及无助等各类消极体验正成为影响博士生继续学业的情绪障碍。
三、影响退学意向的内外作用机制
1.外在环境:形塑决策的双面要素
人的行为是环境与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博士生退学意向转化为行为的过程中,外在环境是必然影响因素,其作用依据不同方向可表征为选择阻碍和决策推动。
(1)退学选择的阻碍力量。在博士生选择退学的过程中,阻碍力量主要是他人劝阻、社会资本和规则制约。首先,父母、导师与前辈等重要他人的劝阻是博士生将退学意向转为实际行动的重要阻力。由于伦理上的权威与尊严,父母的态度与意见通常对博士生决策有直接影响。“父母怕‘退学’这件事情说出去丢人,坚决持反对意见。”(F6)导师劝阻大致呈现柔性化劝慰和强硬式阻止两类,前者倾向于通过说理式教育或分析解决方案等引导方式,说服博士生打消退学想法;后者则采取威逼或胁迫等方法声明由学生独自承担后果,或拒绝签署退学手续。有过类似经历的同门前辈则通常以“过来人”身份予以经验言说和情感宽慰。“学姐一直劝我,还以她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怎样去克服。”(F11)其次,社会资本是个体在行动中获取并使用的,内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25]。其中,家庭内资源是博士生可直接获取的社会资本之一。对某些博士生而言,其父母所能提供的信息资源较少,致使其在稀缺资源竞争中有一定的后发劣势;或因家庭社会经济资源的桎梏而难以承担沉没成本,希冀借助学历实现阶层跨越。最后,既定的社会规则制约着博士生的行动逻辑。一方面,受年龄或工作经验等显性规则制约,部分大龄博士生需考虑就业市场压力和自身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社会对退学群体能力薄弱、难以抗挫的刻板印象作为隐性规则制约着博士生的退学决策。需强调的是,上述因素虽削弱了博士生的退学决策掌控度,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消释退学意向的解决对策。
(2)退学决策的推动条件。推动博士生落实退学行为的主要力量包括他人支持、资源禀赋与关键事件。首先,他人支持是纾解个体心理内耗的情感力量与情绪资源,其中父母的理解与支持是博士生退学意向得以成为现实的关键推力。“我父母一直都担心学医太累,怕我身体弱扛不住,所以决定退学之后他们都很赞成。”(D6)其次,资源禀赋是个体所拥有的物质及文化等资源的集合,是个体再生产的重要凭借。充足的家庭经济资源可为博士生提供有力的工具性支持,如支持其国外就读、自主创业抑或继承家业,由此增拓了博士生的职业选择空间以及学业维继策略。最后,关键事件是指博士生在就读过程中所遭遇的重要变动或挑战,通常具有偶发性和紧迫性的特点,譬如突遭家庭变故,一旦发生即要求个体必须及时应对,因此,关键事件是博士生退学意向转至实质退学行为的催化剂,例如F9在经历了父亲的意外去世后便毅然决定承担家庭重任并坚定退学意向:“退学该提上日程了,我要撑起妈妈和弟弟的天。”
2.内在加工:左右结果的关键进程
依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在与环境交互的过程中既会被环境所塑造,也会对环境加以主动建构[26]。因此,在外部环境对博士生退学意向产生影响的同时,自我能动性亦发挥着干预和调节作用,博士生自身的内在加工过程是其退学意向演变的决定性要件。
(1)对退学阻碍力量的调适。部分博士生虽受阻于外部情境,但其能动性仍有一定可为空间,即自我调适。认知层面的自我和解是博士生调适退学阻碍力量的方式之一,譬如将同侪作为参照对象以转变自我认知、修正自我评价:“我一个师哥延期毕业了也一直在坚持学业,想得很开。确实应该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避免自我施压。”(F11)抑或通过代入导师身份反思导生关系及彼此角色,并采取积极的认知图式化解导生冲突:“老师也不是万能的,(他有)那么多工作,很难顾及每一个学生。”(F13)除此之外,博士生自我调适的另一途径是在行为层面主动寻求解决对策,如D7曾多次通过心理咨询化解自身情绪危机并寻求突破口:“每周一次的咨询让我逐渐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自我,终于发现自我的认知与评价才是最大的问题。”然而,面对退学阻碍力量时,并非所有博士生都能成功调适自我认知或行为。例如D3曾为了维继学业提出更换导师的申请,但既存制度并未赋予博士生充分的“权利”以对抗“权力”,落入失语境地的他最终决定退学:“想换导师,也找到了同意接收我的老师,但(原)导师就是不同意,觉得没面子,觉得我背叛。我不想再在这里浪费生命、消耗情绪,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办理退学手续了。”亦有博士生基于前置性就业偏好与具象化生活愿景,冲破阻碍力量并坚定自身退学选择:“我想考公,所以博士毕业也会去考,硕士文凭就已经达到门槛了,早上岸早解脱。”(D15)甚至有博士生预先便以消极的结果假设推测未来,为退学选择找寻借口:“万一到最后一年还没达到毕业资格,就只能拿个单证,还不如尽早退学节约时间成本。”(F5)
(2)对退学推动条件的借势。退学意向得到理解与支持的博士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重要他人的尊重与体谅缓解了其退学顾虑,充足的家庭社会资本使其退学后仍可凭借一定关系网络另谋出路。但是,社会资本的获得与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博士生退学之后的人生发展路向更取决于其自身能否顺势而为并借势发力。部分博士生将退学经历视为宝贵经验,由此重新审视自我,进而完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塑。“我不觉得退学是一种损失,从中我得以正视自我,反而看清了我想要什么、过怎样的生活。”(F4)此外,从全球趋势来看,博士学位与学术岗位日趋解耦,博士生从事非学术职业的比例不断上升[27]。F15便是借助家庭经济资本的支持并顺应“互联网 ”时代发展,在退学后乘势而进实行“互联网 ”创业。反之,有的博士生仅简单地对学业中断加以外部归因或模糊归因,未能理性忖思和改善自身不足,导致其在其他赛道上遭遇相似困境时依旧束手无策:“在家人介绍下去了企业,和我专业不太对口,也没什么技术可言,只想躺平。”(F14)此类博士生虽然在家人的支持下有退路傍身,但由于在主观上对追溯退学意向产生原因及检视决策过程合理性加以选择性忽视,弱化了自身识别与规避风险的能力,最终因信息的不对称性和资源的弱利用性,致使社会资本转化效果不佳。
四、分化的结果指向
根据外在环境对博士生实施退学行为的支持度和博士生内在加工的自主性的差异性,博士生退学意向的决策结果进一步分化为四种类型(见图2)。
1.再造:成功改写型
对于成功改写职业生涯的博士生而言,退学是“有备”前提下的审慎抉择。此类博士生普遍具有探寻真我的内在需要,目标明晰且积极进取。纽曼(John H. Newman)指出,高等教育的宗旨是普及知识与训练心智[28],其目的在于培养个体的理性思维并提升其社会能力,而非基于对学历符号的盲目崇拜造就世俗的成功者。随着自我认知能力的深化以及处世方式的纯熟,博士生的教育优势在改写自我叙事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发挥。F4在追访中透露:“庆幸当初的(退学)选择,目前已经将爱好发展为事业,我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与此同时,在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交叠作用下,博士生的就业选择已由线性转向多元,即便退出学术生涯,部分博士生仍可凭借硕士文凭或依托资源禀赋顺利就业。需强调的是,退学结果的成功改写既离不开博士生的个人能动性,亦无法脱离外在要素的积极陶染,譬如良好的家庭文化资本及父母教养方式等,但从根本而言,博士生摒弃无谓悔意,锚定未来目标借由外部支持顺势塑局是为要因。“有时候放弃才会有转机”(D3),成功改写型博士生不仅善于向外借势,更悉力向内重塑,体现了“以退为进”的行动哲学。

图2 博士生退学意向的结果分化
2.复蹈:失败懊悔型
对某些博士生而言,退学并不一定意味着柳暗花明,亦可能是避坑落井,于是开始质疑退学决策的合理性,并逐渐萌发后悔心理。原因之一在于此类博士生的退学决策缺乏自我反思与后路规划,是表征“逃离”的非理性行为。他们认可读博不是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却再次在其他道路上因自我概念模糊或生涯规划不明而陷入泥沼。“把一切想得过于简单,无数个失眠的夜晚都在后悔,如果当时的自己再咬咬牙(坚持学业),现在会不会不一样。”(F10)“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以至于现在思考、做事都很幼稚,根本适应不了职场氛围。”(F14)另一原因则是已退学的博士生大多期望从事与既往“准博士”身份相符的“体面”工作,以维系自身教育精英形象,但自我定位偏差和盲目攀高心理使得其退学后的目标定位与现实境况呈“高开低走”之势。退学后所遭遇的求职不顺及创业失败等非预期困阻,激化了退学博士生的懊悔心理。综而述之,因重蹈覆辙而对退学行为感到失败懊悔的博士生通常有着“自我中心主义”的共性,对的“”尤为关注,从而堕入情绪漩涡。
3.妥协:消极应付型
该类型的博士生往往身处进退维谷之境却无意改变现状,抱持着非理性的心态秩序并采取“破罐子破摔”“摆烂”等消极应对方式,耗至就读最长年限,等待“顺其自然”地被清退。自我辩护理论指出,个体具有自我合理化并维持自我一致性的行为趋向[29],为逃避承认前期投入的失败,往往倾向于继续增投资源以对抗此前的错误判断。因此,部分博士生即便处于支持退学选择的外部情境之中,也不愿面对沉没成本损耗的既定事实,只能采取消极避世的行动策略,用“好死不如赖活”正当化自身决策。与之相反,该类型博士生的另一种表现则是心欲向之而力所不及,即退学意向强烈却缺乏外部支持,只得妥协于阻碍力量,向内承载并将自我意识隐匿。例如F6因家庭抗风险能力有限,退学意向最终止于行动:“家里条件不好,靠我读博光宗耀祖,退学他们反对,那就对付一天是一天吧。”无奈妥协的博士生学术意志颓废,并以“我就这样了,就是扶不起的阿斗”(F7)等自我贬损方式进行自我防卫,最终只是自我伤害。
4.重塑:积极转变型
此类博士生一般通过借助外部支持进行自我调节与重塑,最终消解退学意向,实现积极就学。本研究发现,博士生的积极转变呈现两种差异化表征。其一,体现为外部行为改变,重整旗鼓,继续学业。“人生应该有试错的机会,更要有拨乱反正的勇气。”(D10)F1在更换导师后,遇见了自己的伯乐,从而重塑学术信心并焕发学术活力:“自从换了导师后,我的人生整个明朗了,现在也在导师的建议下,换了一个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其二,表现为内部心态调整,即有意识地通过知识吸纳和能力训练,实现自我接纳与抗逆力提升。其中,D2在自学相关专业书籍的同时,主动寻求心理咨询,最终走出情绪困境并重拾自身读博进程的话语权与支配权,他直言:“很庆幸没有退学。现在非常热爱生活,心态平和,乐观自信,充满正能量,认知水平也跟从前不在同一个维度,无数次跟朋友说,是获得重生的感觉。现在,终于要毕业了!手上也有了4篇SCI,虽然多延期了一年,但收获却是巨大的,收获了一个更完整的自己。”
五、结论与启示
1.结论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对博士生退学意向的影响要素加以挖掘,并据此探索性地构建了其演变机制。映像理论指出,有三类映像影响个体决策,分别为反映信念原则与个性倾向的价值映像,反映未来目标的轨迹映像,反映为达成目标所拟定计划与行动的策略映像[30]。依据映像与环境及关键事件的匹配度,博士生将作出是否将退学纳入思虑的采纳决策,以及通过检查当前计划与目标而决定是否退出学业的过程决策[31]。研究发现,博士生退学意向的产生直接源于个人理想映像与学业现实境遇之间的张力,具体包括自我高估与学术低估间的认知错配、个体需求与供给现状间的供需失衡,以及预期设定与现实进程间的次序失控。加之受到制度、学校和家庭等多维要素的潜在影响与交互裹挟,继而在个体微观层面呈现出学业坚持困难、退学意向显现。与此同时,在博士生退学意向上升至实际行为的过程中存在博弈环节,即外在环境与内在加工。由于外部介入条件与条件利用程度的个体异质性,致使博士生退学意向的决策结果和行为演变有所分化,表现为成功改写、失败懊悔、消极应付、积极转变四种类型。
2.启示
(1)“坚持”还是“放弃”。本研究发现,不同于外界将退学视为损失的普遍认知,对于亲历其中的大部分博士生而言,退学选择与其说是意气用事,不如说是务实规划,“换个赛道再出发”是其对抗结构化制约的成长心态。由于退学意向是博士生终止学业的前置要件,故而在培养过程中逐渐弥合个体映像与现实图景的差距,从源头消解退学意向是抑止博士生无序流失的根本前提。例如,通过调整博士生选拔与招录标准,识别读博动机,加强硕士生期间的学业生涯指导工作,帮助学生了解博士生涯图景等方式促进认知匹配;通过兼顾不同学科、年龄、学校背景博士生的学术、情感及物质需要,给予其充足的资源支持,以保证供需平衡;通过建立博士生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发表规则枷锁,提供多渠道就业保障等方式推进次序可控。
坚持就读抑或中途退出看似个人主义立场下的行为结果,实则映射出的是社会结构背景下的个体行动哲学。研究中的消极应付型博士生就囿于多方阻滞未能将退学付诸行动,最终导致表征为抵抗排斥的隐性退学,此“坚持”的代价远大于“放弃”。所以,“坚持”还是“放弃”需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有时及时止损比盲目坚持更为重要。外界需做的是 让“放弃”有路可循,即完善分流退出机制,畅通多样化分流渠道,助力博士生多元发展。
(2)“靠人”更要“靠己”。立足积极视角来看,博士生主动退学一方面可为培养院校重新分配并有效利用剩余教育资源提供契机,另一方面则是博士生对自身时间及金钱投入的及时止损,也是其寻辟不同发展路径的有益尝试。但分化的结果表明,退学绝非臆想中的完美后路,或许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亦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对博士生而言,坚持就读抑或放弃退出虽不是全然对立的是非之选,但均应经过忖思权衡,且在决策后需反躬自省并笃行不怠。换言之,相比拘泥于对退学行为的价值判断,更重要的是确证并增进退学决策机制的合理性。
进一步而言,退学意向产生后,博士生一方面应主动向外寻求帮助,重要他人应及时给予合理建议与情感慰藉,帮助其理性分析利弊从而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应主动向内进行自我调适与自我“减负”,超越单维度的自我工具性评价。同时,基于外在支持的解决策略始终治标难治本。研究表明,退学结果分化演变的关键在于博士生自身,仅寄希望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忽视内在自我的重建,可能走向重蹈覆辙。所以,当退学行为实施后,博士生应以辩证和包容的心态面对沉没成本,从退学经历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在充分认知自我的基础上重新锚定人生方向,在新的赛道上勤勉笃行,重写人生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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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