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博士学位授予标准的学术论文发表:逻辑正当性与误区澄清[1]

 

要:高校设置博士学位申请者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备充分的逻辑正当性,体现在法理、学术两个层面。在法理上,获得了法律、法规及相关规章制度的授权与规范;在学术上,契合学位胜任度评价、学位论文质量提升、学术职业发展的需要。针对授予博士学位要求发表学术论文提出的质疑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与澄清,认为其既不与上位法相抵触,行政管理人员有权依职责审核论文发表的有效性,也与破“四唯”不矛盾,实施效果以正向、积极方面为主。但该制度在执行层面上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博士生和高校应积极创造条件,因势利导;司法机关应坚守学术谦抑、尊让原则,只进行程序审查,不涉足学术判断

关键词:博士;学位授予标准;学术论文发表;制度逻辑;误区澄清

作者简介:徐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副研究员,北京100029

一、问题的提出

柴丽杰系上海大学2014级博士研究生,在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因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数量不满足学位授予要求,未获得博士学位,提出申诉未果,将上海大学诉至法庭。其实,柴丽杰案只是近年来学术论文发表争议的一个缩影,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此类争议屡见报端,例如,博士生因发表论文压力过大而自杀,博士生起诉导师追索论文署名权,等等。它们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起学界对学术论文发表作为博士学位授予标准是否恰当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学术论文发表是获得博士学位的应然要求,是加强学术训练,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的必经之路;另一种观点则反对大学设置论文发表的要求,认为这一做法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违反了“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对博士学位授予增设了过高的条件,容易引发学术腐败,违背了国家破除“唯论文”的政策要求。

当前,博士研究生教育已由规模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博士生培养质量成为校际比拼的重中之重。国家倾向于对高校放权,鼓励高校多出实招妙招,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但伴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博士生对个体权益的要求也十分突出。二者之间的碰撞与博弈,加剧了争议的复杂化。为何学术论文发表可以被列入博士学位授予标准?其法理依据和学术依据分别是什么?实践中关于博士生学术论文发表还存在哪些认识误区,应如何澄清?值得作进一步思考与探讨。

二、博士生学术论文发表要求的逻辑正当性

当学术论文发表与博士学位“挂钩”,便在事实上成为一种博士学位授予标准。学界认为,学位授予标准是授予学位的客观参照,包括学术标准和非学术标准。学术标准涵盖的是正面的、积极的,为获得学位需做出的努力;非学术标准则涵盖否定的、消极的、违反某种规范的行为[1]。显然,学术论文发表属于其中的学术标准,其逻辑正当性体现在法理和学术两个方面。

1.法理逻辑:法律、法规及相关规章制度的授权与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实施办法》”)规定的博士学位申请、授予标准涵盖学术论文发表。《学位条例》第六条规定:“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人员,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博士学位:(一)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三)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基于该条规定,授予博士学位的学术标准有两类,一类是硬性标准,即完成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另一类是柔性标准,即达到博士学术水平,主要涵盖对基础知识、科研能力、科研成果三方面的考察。硬性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是“规定动作”,是学位授予的必要前提,申请人要获得学位,首先必须满足考试和答辩标准。但达到了这一标准,是否就一定会被授予学位呢?那倒未必。如果高校认为申请人尚未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仍可以不授予学位,这时就要用到柔性标准。柔性标准属于高校的“自选动作”,解决在“规定动作”之外,是对博士学位授予的判断问题。基于法定授权,高校可以通过合法程序,将其他学术要素纳入本校审核标准之中,以便对学位授予做出综合评判。设置博士生学术论文发表的要求,规定发表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即是高校综合考查博士生学术水平的方式之一,是学位授予的柔性标准。

《暂行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应当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期限内,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申请书和申请博士学位的学术论文等材料。”第二十五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上述两项规定说明:学术论文标准具备法定认可。第十条单独明确了学位申请材料中包含学术论文,表明立法者的本意即是将学术论文纳入学位申请审核的一环,从侧面印证了学术论文作为学位授予审核标准的正当性。高校细化学位授予标准具备法定授权。第二十五条赋予了高校在不违反《学位条例》所规定的博士学位授予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学术自治范围内制定博士学位授予标准的权力和职责。基于此授权,高校将学术论文发表与博士学位“挂钩”,属于学术自治范畴,是依法行使办学自主权的表现,是对学位授予标准的细化。高校可根据现实情况自主选择实施方式。对于一些办学历史悠久,生源和培养质量优异的高校,当论文发表数量已不是问题时,会更倾向于鼓励博士生“十年磨一剑”,不再设置具体发表要求,使博士生全身心投入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写作;而对于一些办学时间不长,基础薄弱的高校,则仍有意愿借助学术论文发表这一训练手段,综合提升博士生的学术能力,提高博士生培养水平和学位授予质量。但无论做何选择,这一选择权本身是具备充分的法律依据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博士学业标准涵盖学术论文发表。《高等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高等学历教育应当符合下列学业标准:……(三)博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第二十二条规定:“公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法》中规定的博士学业要求是“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技能、方法并具备独立研究能力”,只有符合上述学业水平,并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的博士生,才具备学位申请资格。那么,如何判断博士生的学业水平,又由谁来设置审核标准呢?首先是第十八条规定的“高等教育由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实施”,这明确了高等教育的实施主体是高校,然后是第四十四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建立本学校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的评价制度”,这进一步授权高校在实施过程中,自主建立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在办学自主权范围内对博士生学业水平做出评价。沿循这一思路思考,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高校在实施高等教育过程中,有权自主建立以学术论文发表为标准的教育质量评价制度,以此来考察博士生的学业水平。对于论文发表不足,未达到学业要求的申请人,高校可依规不予准许其学位申请。

3)各校制订的学位授予细则构成学术论文发表要求的制度渊源。根据《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的授权,高校可以制订学位授予细则,对学位授予的具体实施加以细化。目前,将学术论文发表要求订入细则,确立博士学位科研审核“校标”的做法,在实践中已经非常普遍,但各校的操作模式略有不同,归纳起来有三类:一是详述型,即在细则中完整列出学术论文发表的全部要求。如《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修订)》,在第十六条“申请博士学位的具体要求”(四)中,详细列出了不同学科博士生申请学位所应发表的学术论文篇数、期刊范围、折算标准等。二是转引型,即在细则中以转引其他文件的形式明确发表要求。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位授予暂行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经指导教师同意,分委员会负责对学位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内容包括:……4.发表论文是否符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申请博士学位发表论文的规定》要求”。三是概述型,即在细则中仅提及学术发表要求,不作展开规定。如《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硕士学位申请和授予工作办法》第四条规定:“凡攻读我校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公开发表一定质量和数量的科研论文,学位论文经指导教师推荐的,可申请博士学位”。再如《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第十二条规定:“……科研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在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分委员会规定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规定数量与质量的学术论文,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可申请博士学位”。应该说,上述三种模式均实现了将学术论文发表要求订入学位授予细则,为学术论文发表要求提供了正当性支持。

2.学术逻辑:契合学位胜任度评价、学位论文质量提升、学术职业发展的需要

1)学术论文发表是博士学位胜任度的重要评价指标。对于博士学位申请者,应依何审查其学术水平?仅有学位论文就够了吗?我们认为这是不全面的。学位论文评价固然十分重要,但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走过场、流于形式等问题[2]。究其原因,是因为其具有天然的内部性特点:①论文评阅、答辩具有内部性。在评阅环节,即使论文送交外审,对于异议论文的处理,学院和导师仍具有较高的话语权;在答辩环节,答辩专家通常是“圈内人”,好人主义、能过且过的心态始终存在,加上时间紧、任务重,学生有毕业及求职需求,使得答辩存在把关不严,淘汰率过低的现象。②论文公开具有内部性。《暂行实施办法》规定的学位论文呈缴公开制度过于陈旧,因与现实脱节,已经名存实亡,而数据库上网公开需获得作者授权,易使高校承担不必要的著作权风险,消减了高校主动作为的积极性,导致相当一部分学位论文只收录在校内图书馆中,无法在网上检索。因此,学位论文评价具有内部性特点,外部公开检验效果不佳。尤其对博士学位申请者这一“准学者”来说,要审查其学术水平是否满足“坚实宽广、系统深入、高创新性”的要求,需要其他标准的支撑。

以博士生在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发表情况进行学位胜任度评价,则是一种外部评价。这一评价之所以有效,是基于两个假设条件:第一,高质量学术论文代表优秀的学术能力,从而体现学位胜任力;第二,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是高质量学术论文。对于第一个假设条件,毋庸置疑是成立的,“学术论文是理论研究的主要产出形式,其质量的高低基本能够反映学者的理论研究水平”[3],这已为学界所公认。对于第二个假设条件,其之所以成立,是由核心期刊的生成发展机制决定的。期刊分级基于一系列反映期刊影响力的技术指标形成,这些技术指标如影响因子、被索量、被摘率、重要检索工具收录情况等。尽管目前对于期刊分级仍存在一定争议,但在没有更好替代评价机制的情况下,期刊分级还是基本能够反映期刊学术水准的。在分级机制的驱使下,期刊主办方有足够的动力选择高质量论文刊发,尤其是核心期刊,会十分注重论文的前沿性和理论水平,以严格的程序,聘请专业权威的同行评议专家来审查候选论文,用高淘汰率来保证刊物质量。另外,核心期刊对外公开发行,网络检索通畅,受众为同行业读者,决定了所刊发文章会持续接受“看不见”的小同行评议,也客观上对抄袭作假行为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保证了文章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期刊质量的评价基本可以替代对其中论文的评价”[4]。博士生的学术论文如果能被核心期刊刊发,就意味着该博士生所从事研究的前沿性和创新性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也就为其优秀的学术能力及学位胜任力提供了有力佐证。

2)学术论文发表是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保障。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的系统性展现,学术论文则是系统性科学研究过程中阶段性创新点的凝练。学术论文发表是博士生学术训练的重要内容,对学位论文质量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体现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逻辑框架建构。学位论文是系统性研究成果,其逻辑框架需要逐步搭建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学术发表则充当了循序渐进的奠基石和动力源。博士生通过参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逐一攻克难点,不断深挖拓宽研究领域,学习以学术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校正研究方向,提升全局性思辨能力,能够更加精准地建构和把握学位论文的整体逻辑框架。

第二,写作能力训练。尽管有些学术论文的内容并不必然与学位论文相关,但博士生经由学术发表过程,提升了写作能力,获得了科研专业技能方面的重要经验,为学位论文写作提供了间接助力。博士生通过选题及综述,能够提高把握前沿问题的能力以及与导师及其他研究者沟通交流的能力;通过写作成文,能够提高并整合科研组织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达到言之有物、条理清晰、精炼简洁,形成具有创新性的研究结论;通过投稿、同行专家评议、修改、发表,能够掌握学术生产的过程范式,了解研究的不足和短板,及时调整科研主攻方向,聚集研究内容至学位论文。如若缺少学术积淀过程,学位论文无论在深入前沿程度还是专业知识运用等方面都会大打折扣。研究表明,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较低,发表时间滞后的学位论文,其国家学位论文抽检的评价结果也较差,证明学术论文发表对学位论文的某些指标确实存在显著影响[5]

第三,创新性验证。博士生的学术责任是突破人类的知识边界,知识创新是攻读博士学位的终极目标。学位论文也正是由一个个阶段性创新点汇聚而成,只要每个阶段性研究的创新性得到验证,那么学位论文的整体创新性也就得到了验证。学术论文发表即是这样一种验证手段。从学术交流的视角看,科学发展是研究者和学术共同体相互推动与促进的结果,论文发表提供了一个与同行交流的入场券,将研究成果以书面形式公布于公共载体,为更多的受众所知晓,接受学术共同体的评议监督,供他人重复、验证,融入知识体系,进而更快地转化为科技生产力,也就验证了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有用性。如若学术论文本身缺乏理论深度,创新性不足,则很难被高水平期刊所接受。另外,学术论文发表也是明确研究成果归属的重要方式。研究成果归属主要体现为署名权和首发权,前者表明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和责任人,后者则是对学术观点首创性的确认,彰显研究者的历史地位。若研究成果待攻读学位完毕才在学位论文中对外公布,存在滞后性,不利于创新性展示和明确研究成果归属。而以学术论文发表形式公布,则能实现知识成果的即时展示,有利于博士生在署名权和首发权上占得先机

3)学术论文发表是博士生学术职业选择和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学位制度若追溯至中世纪大学,只是学者行会的一种职业标准,只有达到学术质量要求,获得相应的学位,才能谋取在大学教书的职位。时至今日,博士生教育位居高等教育系统顶端,被誉为学术职业之源,学术职业也被认为是博士生获得学位后的首要职业发展路径。学术论文发表对博士生学术职业选择的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对学术职业认同感的建构上。学术职业认同,具体指研究者对伴随其学业及职业过程的学术活动是否有意义,是否应接受学术活动的固有约束的价值判断[6]。一方面,它包含博士生寻求自身价值的理性认同。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在专业领域做出创新成绩,获得对自身价值的认可,从而产生了正向的激励作用,有助于树立从事学术职业的信心。另一方面,它包含学术共同体对博士生科研能力的认同。以学术为业并不是没有门槛的理所当然,“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校际竞争的加剧,使高校越来越重视对教师候选人学术能力的考查。入职前,严格考查候选人的学术成果,择优录用,读博期间的学术发表成为衡量候选人学术生产力高低的符号“道理很简单,对于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而言,人们往往并不知道其工作做得到底如何,未来是否能够做出成绩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已有的文章则很能说明其未来的潜质和水平”[7];入职后,以“非升即走”设置学术考察期,检视候选人的学术潜能,确定其是否适合终身从事学术职业。新入职教师必须在5~6年内展现自己的学术潜力,证明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前沿性、开拓性和创新性,这均需要博士生在读期间坚实学术训练的支撑。当然,“伴随着学术劳动力市场和求学动机的变化,博士生就业意向出现了从学术部门向非学术部门溢出的现象”[8]。但无论是否身处学术职业,博士头衔所匹配的工作必然不同于一般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会带有研究性质,对发现、分析问题的能力提出要求,而这些能力的获得,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在学期间的论文发表等学术训练。

三、博士生学术论文发表要求的认知误区与澄清

1.关于学术论文发表要求的合法性

有观点认为:高校设置学术论文发表要求违反了“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9],因为《学位条例》规定的博士学位授予条件中并未列示学术论文发表要件。大学只能在上位法授权范围内对大学事务管理进行细化、具体化,不能超越法律授权范围[10]

笔者认为:第一,这一观点未认识到学位授予权的学术属性特征。“法无授权即禁止”作为行政法上的概念,旨在限制行政权力滥用。但在我国,学位授予不仅涉及学位证书颁授行政行为,还涉及对申请人学位胜任度的学术判断,是行政、学术二元混合行为,这一点已获得学界的广泛共识。评判学位授予行为,不仅要考虑行政逻辑,还要考虑学术逻辑,尊重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自治权。对于学术性、专业性极强的博士学位授予,高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制订适应本校发展的学位授予标准,是无可辩驳的学术权力。坚持较高的学术评价标准抑或适当放宽学术评价标准,应由各高校根据各自的办学理念、现实情况和对学术水平的理想追求自行决定[11],并不违反“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第二,该观点片面理解了“授权”的含义,误将授权等同于明文列示。事实上,授权分为对确定事项的单一授权和对全部事项的概括性授权,尽管《学位条例》未在博士学位授予条件的相关条款中明文列示学术论文发表要件,但只要高校概括性地获得了制订学位授予细则的授权,就意味着其制订的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学位授予条件,均能得到国家的肯认,而这一概括性授权已经为《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所明确。

当然,也许会有人追问,怎么证明学术论文发表要求不构成对上位法《学位条例》的抵触呢?“抵触”含有违背、反对、相反、矛盾之意,是两个事物之间的一种“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式的不相容状态[12]。对“抵触”的认定,一般认为应把握如下要件:违背上位法立法目的和意图;不符合上位法基本原则和精神;超越立法权限;违背强制性规定;对抗其他合法权益[13]。对照分析,该要求并不与《学位条例》抵触。第一,该要求符合《学位条例》的立法目的。《学位条例》第一条明确了立法目的,即“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设置学术论文发表要求,旨在激发博士生科研热情,促进拔尖创新专门人才的成长,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并不违背《学位条例》的立法目的。第二,该要求符合《学位条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学位条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是什么?尽管法条未做明确规定,但已有学者做出学理解释,即“保证学位授予质量”“维护学位声誉”“对授予学位从严掌握”[14]。前文已经论述,学术论文发表有助于学位论文质量提升,有助于博士生的社会化和职业发展,因此该规定无疑符合《学位条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第三,该要求并不超越立法权限。《暂行实施办法》的授权条款中,授权对象是“学位授予单位”,授权范围限定为“授予学位”。高校依据法定授权制订学位授予细则,对上位法中抽象的学位授予条件进行细化,是在所赋权限之内的,不存在越权之说。第四,该要求不违背其他强制性规定。并没有其他强制性规定禁止高校要求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相反,加大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力度,持续提升学位授予质量一直是高校的办学目标。第五,该要求不对抗博士生受教育权等其他合法权益。博士生享有受教育权,但同时应尊重高校的教育管理权和学术评价权。达到什么水平方可授予博士学位,高校有权做出相应判断,制订并颁布相关规则。一方面,这一规则是普适于全体博士生的,并不只针对某一人,不存在个体歧视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一规则是预先公布的,可供受教育者在报考前做出选择的。报考时,申请人应已合理评估过自己的学术水平,认为能够达到学位申请要求,如果在入学后甚至学位申请失败时,再以学术论文发表要求过高而苛责高校,并不符合二者事先达成的“教育契约”。

有观点认为:高校若未在细则中明确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则该要求不合法[15]

笔者认为此观点有待进一步推敲。原因是,第一,国家只规定了授权各校制订细则,但并未规定细则的形式。实践中,各校对此理解不一,细则既可以表现为逻辑完整的一份文件,也可以表现为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集群。对于细则中未明确,但在细则外单独制订的学术发表审核办法,可视为学位授予规范性文件集群中的子文件,并不影响其效力。第二,甚至细则的有无也并非必须。根据《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高校“可”而非“应当”制订工作细则,隐含着这样的意思:高校也可以不制订细则,直接依据《学位条例》及《暂行实施办法》授予学位。因此,即使细则中未明确提及,也不意味着学术论文发表要求不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39号指导性案例《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拒绝授予学位案》中列明了如下裁判要旨:“高等学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学术自治范围内制定的授予学位的学术水平标准,以及据此标准作出的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6]这说明“高等学校在学术自治范围内有依法自行制订学术评价标准的职权”的观点[11],已为现行司法制度所采纳。

当然,如果高校制订论文发表要求时存在程序性或技术性瑕疵,则另当别论。学术论文发表要求的合法性判断,应关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该要求是否经民主程序制定。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应是学术共同体达成的共识,经过多方公开讨论,多方协商修改完善后才能颁布施行;二是该要求是否经公示和告知。高校应以学习、培训、学生手册、网络公告等方式,将论文发表要求告知学位申请人,保障其知情权;三是该要求不能违背一般学术规范。例如,学校为支持本校学报发展,规定必须在本校学报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方可获得学位,即构成此类违反,丧失内容上的合法性。

有观点认为:“制订细则要以国家设置的最低学术标准为指引”[1],将学术论文发表作为学位授予标准,是增设了过高的学位授予条件,是对申请人权利的减损或义务的增加。

笔者对此有不同体认。首先要辨明一个问题,《学位条例》规定的博士学位授予条件是一个最低标准吗?这恐怕值得商榷。《学位条例》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具有极高的法律位阶,这决定了其条文一定是原则性的、高度概括的,而不会是实体的、具象的。看似抽象的“坚实宽广”“系统深入”“独立从事”“创造性成果”等要求,恰恰体现了一种高质量目标,旨在引导高校根据本校实际主动作为,履行管理职责。若仅因为规定的高度原则性和概括性就选择无视,或者干脆将其理解为流于表面的宣誓性概念,是所谓的“最低学术标准”,显然背离了立法原意。其次还要厘清在细则中列入学术论文发表要求,是增设了新的学位授予条件吗?并非如此。一方面,列入学术论文发表要求,是高校对上位法中抽象条款的具体回应,也是博士生深入研究,能够独立从事科研工作,达到学位授予标准的证明,并非增设。另一方面,类似的“新增”学位授予条件并不鲜见。《学位条例》颁布于1980年,基于发展的观点,一些审核条件必然会随着制度实施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经反复试错和优化后陆续加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开题、预答辩、查重、盲审等过程管理手段尽管《学位条例》中并未提及,但只要经由细则上升为学位授予标准即为有效,申请人未获这些环节通过同样会导致学位申请失败。那么,它们有没有被认为是增设的学位授予条件,而受到合法性质疑呢?没有。因为无论是公众还是学位申请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些环节默认为《学位条例》“坚实宽广”“系统深入”“独立”“创造性成果”等抽象描述的具象化阐释。设置学术论文发表要求与之同理,并非对申请人的“增负”行为,合法性毋庸置疑。

2.关于学术论文发表的审核程序

有观点认为:对学术论文发表的审核,唯法定审议机关“学位评定委员会”才有权做出,其他主体如学院行政管理人员,无权以论文发表不足为由拒绝博士学位申请[17]

这一观点的错误在于对学位授予认定主体做了僵化理解。《学位条例》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有权决定授予博士学位的名单,并不意味着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唯一的学位授予认定机构,要对所有审核事项亲力亲为。实践中,通常要先经资格审查,论文评阅、答辩等前置程序逐渐筛除不合格人员,最后才提请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是否授予学位做出终局性评判。也就是说,学位授予的认定主体,至少还包括导师、外审专家、学院审核部门(人员),研究生院审核部门(人员)、答辩委员会等。有学者将学位授予认定区分为程序推进型授予认定和实体决定型授予认定[18],答辩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基于《学位条例》的直接授权,能够直接做出学位授予的实体决定,属于实体决定型授予认定;而导师、外审专家、学院及研究生院审核部门的审核行为,是基于管理职责或学位授予单位的委托授权而做出,旨在推进学位授予程序的继续进行,能够间接决定授予学位的实体结果,属于程序推进型授予认定。学位授予认定主体的效力顺序适用时间逻辑,只有时间在前的主体审核通过,才能进入后面的审核程序。因此,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学院行政管理人员可以依职权对学位论文发表情况进行审核,若审核不通过,可以不提交参加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学位授予表决环节。

3.关于学术论文发表要求与破“四唯”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在国家大力号召破除“四唯”的背景下,高校设置学术论文发表量化指标与国家破除“唯论文”要求背道而驰[10]

必须承认,博士学位授予“唯论文”倾向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一方面,刊发出口被垄断,可能引发“版面寻租”的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博士生急于发论文,科研风气趋向浮躁[19]。但也应看到,国家要求破除“唯论文”,关键在于破“唯”而不是破“论文”。不唯论文,并不是不要论文,而是不将论文作为唯一标准,接纳多重标准,建立多元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各校对博士生学术论文发表的评价,多将期刊划分出不同等级,以核心期刊上的发文数量作为量化指标。客观来说,学术论文能否发表,不仅决定于学术偏好、作者职称、学术影响力等外部因素,甚至也会有少数“人情稿”和“关系稿”,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期刊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必须维护长久积累的声誉和口碑,尽可能地延揽优质稿件,论文本身的学术质量才是论文能否刊发的关键因素,而且,学术论文所具备的公开性优势,无疑使其成为得到学术共同体公认的、最为重要的评价形式之一。相对而言,以学术论文发表作为评价标准,较之其他标准也更为明确,更能排除学术之外的人为因素,从而保证学位授予评价工作的客观公正。因此,对学术论文评价标准予以全盘否认,认为设置论文发表要求就是“唯论文”的观点,是对国家政策的误读。高校坚持学术论文发表要求与清理“唯论文”并不矛盾,如何实现学术评价标准的多元化,需要高校管理部门的进一步实践和探索。

4.关于学术论文发表要求的负面效应

有观点认为:设置学术论文发表要求是高校为增加学术产出,转嫁本单位科研任务的应景产物,使博士生背负了沉重的压力,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催生学术腐败[20]

这一观点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第一,只看到少数,没看到主流。仅为“增加学术产出,转嫁本单位科研任务”目的而设置博士生发表论文要求的高校也许会有,但一定是少数,不是主流。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博士生固然是高校科研创新的重要生力军和后备力量,但更多是“学习型研究”,需要导师的指导和带动,有能力单独挑起大梁的博士生毕竟不多,真正贡献度高的顶尖科研产出,仍要以在职教师为主。第二,只看到压力,没看到动力。科研总是艰苦的,人总是有惰性的,适度的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提升博士生的科研主动性和积极性。应该说,只要指标设置合理,多数博士生是能够通过学术论文发表获得学术能力提升的,其正向激励效果是主要方面。对于少数抱着功利心“混学位”的博士生来说,他们会寻找最少的付出和最大的收益,如果取消了论文发表要求,只会进一步降低其投入科研的精力,学位论文质量更加难以保障。第三,只看到学术腐败,没看到学术产出。学术腐败现象在任何社会都是顽疾,无论制度设计得多么精密,总有人为了利益投机钻营、铤而走险。因此,学术腐败的根源并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不劳而获的欲望。不能只把苛责的眼光放在少数“抄袭稿”“关系稿”上,还应该看到,更多的博士生通过自身努力完成了学术发表,提升了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更多高质量论文被发表出来,推动了科技进步。因此,要辩证地看待学术论文发表要求,既要看到不足之处,更要认清其主流效果是正向的、积极的,应加强因势利导,抑短扬长。

四、结语及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急需大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作为支撑[21]。博士生位于人才培养的“金字塔尖”,无疑属于重要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更是拔尖领军人才的重要后备力量。自入学时起,博士生便肩负起开展独创性科学研究,出产前沿创新成果的重任,承担着由学生迈向学者的天然使命。研究成果只有呈现于外才有价值,博士生在读期间的学术发表“是检验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是博士生社会化的重要标志,是博士生进行职业选择的重要依据”[22],也是博士生展示学术能力,自证学术水平及学位胜任度的重要方式。坚守学术论文发表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也具备充分的法理和学术依据。当然,该制度在实施层面上仍有不少值得改进之处,需要各方认真思考,加以完善。

对于博士生来说,要正确认识论文发表要求,树立学术自信和积极的心态,保持适度的压力和张力,增强科研和写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力求通过学术论文写作训练,为以后的学位论文写作打好基础。对于高校来说,要积极为学生创造学术发表的有利条件,通过学术规范教育和论文写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论文写作的技巧和要领,提高他们的论文写作水平和质量[23]。要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学术评价标准,使学术发表考核制度更具灵活性,更加科学合理。另外,要努力达成办学自主权与学生诉求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要积极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采纳有益的部分,不断修正和完善制度设计,减少负面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人才培养目标;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履行管理职责,对不合理要求做具体分析,独立判断,“做好思想引导和宣教,培养博士生的健康心态和积极学习的态度”[24]。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应坚持学术尊让和审慎介入的理念,在对学位授予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区分不同事项,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只审查其中的程序性问题,而对于学术性、专业性强的问题,秉持司法谦抑原则,将实体判断的主动权交给更为专业的高校,只对其中的程序性问题进行司法审查,逐步引导确立非司法中心主义的教育法律救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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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年第7期)

 

 

 

 

[1]基金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2019年“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研究生教改项目“高校《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对《学位条例》的制度重述与创新研究”(编号:19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