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导师的形象和工作[1]

孙正聿

摘要:从导师的形象和工作两方面论述导师的立德树人。导师的形象就是人格化的学术。人格化的学术形象体现在五个方面,导师的品德:要有大气、正气和勇气;导师的基础:要有文献积累、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导师的能力:包括洞察力、概括力和思辨力;导师的心态:同行之间要做到在人格上相互尊重、在学问上相互欣赏、在学术上相互批评;导师的著述:有深刻、厚重、优雅的著作和论文。导师的工作就是引导学生学会研究,体现在为学生提出研究课题、提示知识背景、提升核心理念、提高理论思维、提供学术典范。

关键词:立德树人;导师;形象;工作

作者简介: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长春130012

 

 

今天的交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立德树人。围绕这个主题我又起了一个题目:导师的形象和工作。

一、导师的形象

导师的形象,也就是说导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用一个最简洁的说法:就是学者、是人格化的学术。我们搞文科的人经常说一句话,“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也就是你追求再高,了不得可能也就达到中等或者中等偏上的程度。所以,对于导师的形象来说,是要“取法乎上”的,然后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今天跟大家谈一下导师的形象,也就是导师怎么样才能够给学生、给社会一个人格化的学术形象,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是品德。也可以称之为品位,我把它概括为大气、正气和勇气。第二是基础。这是最为根本的,下面要跟大家重点交流的就是这一点文献积累、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第三是能力。有了一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能力。对于人文学者来说,能力主要包括洞察力、概括力和思辨力。第四是心态。因为我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人,都是要在学界进行交流和研究的。我常说:作为学者,应当做到在人格上相互尊重、在学问上相互欣赏、在学术上相互批评。学者作为人格化的学术,最后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第五个方面著述,包括著作和论文。著述最能显示出导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人文学科的著作和论文应该有三个最基本的要求,这就是深刻、厚重和优雅。有一次我与大家交流的时候说过,我曾在《读者》上看过一篇非常小的文章,题目就是《好文章》。关于好文章,作者说了三个标准:一是语言好。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语言好并不意味着词多、会说。二是有见地,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思想。三是“不装”。这点说得很好,比较通俗。对于所有学者,尤其我们人文学者来说,更是要不做作、不装。下面分别来谈一下这五个方面。

1.品德

叫作品德也好,品位也好,可以概括为“三气”:大气、正气和勇气。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们首先必须要大气。如果后面还要加一个词的话,那就是霸气。霸气并不是盛气凌人,而是说有一个高尚的品格、高远的志向和高明的眼光。拿写文章来说,不是说取一个题目看起来很大气,而是说内容要蕴含高尚的品格、高远的志向和追求,蕴含高明的眼光和见地。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大气则学问是很难做大的。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你有没有一种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有没有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把研究和教学做到什么程度。我特别欣赏李大钊写的两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要是没有“铁肩担道义”这样一种情怀,就很难做出一篇好的文章。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伟大事物的开端总是伟大的。”我觉得,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好的人文学者,这种大气落实下来是正气。所谓的正气,也可以做一个最简洁的概括:钻研而不钻营。我特别欣赏鲁迅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这么通俗的一句话把做学问的最根本的东西给揭示出来了,就是不要投机取巧、不要哗众取宠、不要趋炎媚俗。在这方面我看到过很多负面的东西,如有教授在微信上写学界的一些腐败现象。按照作者的说法,学者之所以有名、著名就是因为会钻营。他认为只要学者是钻研的,就永远不可能著名和有名。真的是这样吗?肯定不是。我自己常说,现在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很不容易了。还有很多人说,把刊物分成很多个档次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们人文学科的老师都知道,学术刊物被分成ABCD类,或者最起码要进入CSSCI的检索。对刊物的分档分类合不合理?我觉得它是相对合理的。按照现行的评价标准,何为A类、B类、C类或D类文章?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如果有  1万个人把自己最好的文章投给我们认定为A类的刊物,那么可能也就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把文章投给D类刊物,而且其中有些作者还认为这不是他最好的作品。说得功利一点,学校不也是按照分档来奖励的吗?我们可以说不图那个奖励,但是你也应该知道哪个刊物发表的文章相对来说是好的。老师们在议论一些问题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地得出一些结论。如《中国社会科学》刊登的某篇文章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但是你怎么没有看到它刊登了100文章中有99篇是好的呢?尤其是导师,我们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去任性地没有根据地议论某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一种大气,这样一种家国情怀,这样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这样一种社会担当意识,首先应当落到我们的正气上钻研而不钻营。

回到立德树人这个话题,所谓立德树人要怎么立德呢?首先是要有一种正气。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这样一种正气,怎么去引导自己的学生有正气呢?不久前,我接触到心理学上的一个词,叫作“失败者的愤怒”。就是说自己没做好,不是去追究自己,不问问自己下了多大的功夫、做出了什么成果,而是怨天尤人,认为不是自己做得不好,而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阻碍自己,总觉得自己的才能被埋没了。其实一个人的才能是不会被埋没的。我常说,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是才压不住,压住不是才。”因为在这个市场中人是可以流动的,你认为吉大把你埋没了,你可以去北大;北大把你埋没了,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可以去找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地方。问题是你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这点才是最为重要的。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愤怒的失败者”, 对于我们导师来说这个尤为重要。如果导师都是在这种失败的心态下不断地愤怒,学生怎么能跟着你去学习、去研究?你自己天天歪门邪道地钻营,那你的学生怎么能沉下心来去钻研呢?我真实地感觉到,立德树人,绝不是说套话、说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如果连人都做不好,那学问也不会太好,尤其是人文学者,人文学者连人都没有做好,怎么还能叫人文?然后还想有好的人文学术成果,这肯定不现实。像我们高清海老师所说的:“为人为学,其道一也。”大家可以看一下,真正能把学问做大的,他肯定有一种大气,有一种高远的志向和追求,但他不是把这种高远的志向和追求变成一种钻营,而是落实到了钻研上。

刚才伟涛副校长跟我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拼吉大的各种实力,我特别同意这一点。参评一流学科也好,参评长江学者、万人计划也好,需要三样东西:实力、声誉、论证。首先是实力到什么程度了?只要你的实力达到某个程度则是早晚不等的事。如果你没有实力,天天只是“失败者的愤怒”,那么这个“帽子”永远都套不到你的脑袋上来。正是由于有实力才能构成第二点:在学界的声誉。我特别不同意之前所说的那个在微信群里发表言论的教授的说法,他说声誉就看你是不是从国外回来的,而且首先是要留在北京。我看不见得,吉林大学就有很多人在国内很有影响,无论是哪个学科都有很有影响的人物。正是因为有这个实力,才决定了有声誉。当然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你要想戴“帽子”,仅有实力是不够的。实力是“你是什么样子”,而声誉是“人家认为你是什么样子”。当我们去争取“帽子”的时候,还应该重视论证。什么叫论证?论证就是“你把自己说成是什么样子”。有些人说自己往往说不好,常会把主要的与次要的事情本末倒置;或者是态度不端正、没有认真当回事儿;或者是没有一个高明的眼光,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成熟的学者。论证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总结、反思和提升的过程。现在有些老师总是说学校给的额外负担多,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作为一名普通老师,你一年到底填了几份材料?像那些从事“双肩挑”工作的老师,一年他得写多少材料?为什么他既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又能把学术提升上去呢?因为他没有把工作当成自己的额外负担,而是作为自我提升的一个方式、一个途径、一个方面。

所以我真实地感觉到,人文学者首先要有大气,而大气一定要落实到正气上。人文学者往往对很多事情能够形成和提出一些有见地的想法,我把这些想法叫作“平常心而异常思”。但有些老师却恰好相反,是“异常心而平常思”。比如,我今天又收到来自业余爱好者的一大厚本书,而且是公开出版的,有50多万字。看完之后的我的评价就是“异常心而平常思”。这就是业余爱好者,往往容易一举去解决全部问题。我并不是蔑视或者鄙视这些业余爱好者,我有一种同情的心理。业余爱好者,他有这样一种爱好,他希望搞好,但他不是专业的。这就涉及我要谈的专业训练,一个人没有专业的训练,想在专业上有所作为其实是非常难的。有一些人说:高手在民间。这要看从哪个角度去说,如果说真的是去进行一种专业化的研究,高手不可能在民间。这就意味着有没有专业训练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没有专业的训练很难进行专业的研究。所以,应该是导师自己专业化,让学生也专业化。

说完正气,接着来说说勇气。一个人要真正有所作为,还必须要有勇气,要“平常心而异常思”。我把勇气概括为: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理论创新。我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和我自己的集大成之作,都叫作“前提批判”。搞学问,说到底是要找到你所要超越的对象的假设是什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只有对这些进行了质疑和挑战,你才有真实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2.基础

我自己常说一句话:理科在实验,文科在文献。理科的人要是离开了实验室,怎么能做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呢?但你光做实验也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观察要渗透理论。而对于文科的人来说,如果没有长期艰苦的文献积累,恐怕连小的作为也不可能有。所以,在座的诸位老师,你不要让别人评价你,你首先问一下自己,你读过多少书?无论是在火车站、飞机场,或其他任何地方,包括走路我看大家都是离不开手机。在手机上看什么?除了八卦、游戏,还看什么?这个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东西。调查一下读书情况,我想问一下《读者》又有多少人看?习总书记在甘肃特意去看《读者》杂志是有深意的。中国人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就要读书啊!读书推荐首先看看《读者》,因为《读者》就是讲大气、正气和勇气的。你连《读者》都不看,你还能看《读书》吗?中国的人文学者有一句话: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那本杂志。一个人文学者扪心自问:你读不读《读书》?如果一个人文学者连《读书》这本杂志都不读,则难以成为人文学者。

打基础首当其冲的是文献积累。文献积累不仅仅是读了多少本书,最为重要的是你读没读出书的好处。好多人拿起一本书,认为这不行、那不行,国内很多很好的学者在他眼里没一个是行的,也没有一本书是好的。一个人如果认为其他的学者全不行、所有的书都不好,很难想象他能成为好的学者、能写出好的书,因为所有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我常常说,吉林大学有自己的哲学学科,是因为早先的高清海先生、邹化政先生、舒炜光先生;现在能够保持下来,是因为有我、有孙利天、有姚大志、有张盾、有王天成;将来哲学学科还会继续好下去,是因为有下一代人。一个人读书读不出好处来,那本书不仅仅是白读了,还容易变成“失败者的愤怒”。只有读书读出好处,你才能得道于心。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张三李四谁都不行,哪本书都不行。这是因为你没有作者的品格和品味,没有作者的视野和气度,没有作者的知识背景和概念框架,所以你什么也读不出来。能读出书的好处,说明你跟作者大体相近了;如果认为作者什么也不是,说明你距离作者太远了。我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对于认为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的某些人文学者,如果请他写出一个行的来,结果他就会说,我不写那个东西,我淡泊名利,十年磨一剑。我认为多写才是硬道理!平时什么也不写,突然冒出来一个东西,有几个维特根斯坦?一个人要把自己认定为天才,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废材。一个人首先要把自己当成普通的学人,真正下功夫读书才有可能成为人才。我现在最大的遗憾甚至叫作痛苦,就是一年老老实实读完一本书都很困难。

前段时间,教育部思政司让我给全国的思政教师讲课,第一课讲完,反响极其强烈,因为我讲的是一般性的东西。而前几天刚讲完列宁的《哲学笔记》,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讲,100个听课教师中有5个听明白了我就心满意足了。列宁的《哲学笔记》主要是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笔记,要听懂得有两个前提:一是读列宁的《哲学笔记》,二是读黑格尔的《逻辑学》,然后再来听我讲列宁的《哲学笔记》导读。这个就如同当时给中文系自学考试的人上课一样,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读过《红楼梦》,为了考试、为了答题,他们只是背下了主要内容、思想意义、艺术价值等,其实《红楼梦》一页都没看。这样怎么能读出书的真正好处呢?我是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常听一句话:政协委员不是一种荣誉,是一种责任。那么导师也是这样的,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岗位,因此更是一种责任。你要想承担起这个责任,那是极为不易的。我自己常说:导师不是教师,教师是教书,导师是引导。导师自己都不知道学术为何物,怎么能够告诉学生学术是什么?

刚才伟涛副校长还和我说到了博士学位论文抽查情况,当然我知道这是比较复杂的。但不客气地说,我看过一些文科的博士学位论文,可以做出一个基本评价:那不是学术论文,那是公文!因为整篇论文就是罗列了一下一二三四是怎么回事儿。比如,我常举的一个例子论知识经济时代:一、什么是知识;二、什么是知识经济;三、什么是知识经济时代;四、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怎么能够叫作学位论文?这不是公文吗?这不是通俗小册子吗?凭这个怎么能够获得博士学位?而我们有不少文科毕业生就是以这种公文而戴上了博士帽子的。所以我觉得开展博士学位论文抽查是非常必要的、非常有益的。我们做导师的要认同学术。常说理科的人瞧不起文科的。你得问一下,他为什么瞧不起文科的?他是瞧不起所有文科的人吗?不是,这是两个问题。如果你认识的那几个字,人家也认识;你罗列八条,人家能罗列六条,那怎么能瞧得起你呢?反过来,他绝对不是瞧不起所有文科的人,世界上伟大的科学家往往最欣赏搞文科的人。很多英国科学家说,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英国。有一句话叫作:有为才有位。你有作为了,才有位置;你没有作为,给你放在那个位置上又有什么作用?就像我们很多人,你“帽子”戴上了,但你得心中有数: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

在文献积累的基础上,还要有思想积累,文献积累是代替不了思想积累的。很多人读了很多的书,但老实说只是“掉书袋”而已。对于一个文科学者,你必须在文献积累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到的思想见解。我一直以来都有做一些小笔记的习惯,所谓思想的火花也好、灵感的爆发也好,我及时把这些记录下来,因为灵感的爆发是稍纵即逝的。所谓思想积累就是在读出一本书的好处的前提下发现存在的问题,不是说对于自己读到的书一概叫好,一概叫好,等于没读。比如,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唯心主义哲学为何唯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把它好好地说一说。按照列宁的说法,哲学唯心主义只不过是片面地夸大了人类认识的某一个部分和环节。我就想专门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它究竟是怎么夸大感觉、知觉、情感、意志、理性、思维的?它究竟是怎么夸大某一个认识的环节从而构成所谓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因为普通人都知道:先有一个东西,人们才有关于这个东西的观念。那么一些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如孔孟老庄、康德、黑格尔等,他们为什么就搞我们认为的荒谬绝伦的唯心主义呢?如果这个问题你都不问,那还搞什么哲学?你怎么能成为一个学者?所以,不仅仅要有读出好处的文献积累,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有思想积累,能够发现人家的理论困难,从而才能形成自己发明于心的思想。用现在的话说,你才能形成自己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

最后还要有生活积累。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仅仅有文献积累和思想积累,不只是说远远不够,而是你不可能有所作为。因为一个人文学者必须把文献积累和思想积累诉诸真实的生活积累才行。我们现在总在强调文科老师要面对现实。面向现实是不是就是马上放寒假了,我们下乡去。不是的,面对现实是对于生活的体悟和思辨。没有对生活的那种深厚的体悟和思辨,则文献和思想就是死的。一个人只有拥有真实的生活积累,才能够活化于心,写出来的文章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和价值。现在很多人文学科的老师写论文的时候,有一定的文献积累,知道张三、李四都是怎么说的,但就是没有去想一下人家到底是在什么条件、时间和背景下说的?针对的是什么?他仅仅是把人家说的移植到他所要说的问题上,这是南辕北辙,或叫作风马牛不相及。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也不可能有真实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科学者要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那这个提炼和概括从哪里来?我认为是以文献积累和思想积累作为学术前提,然后诉诸真实的生命的体验。一个人在大学工作二三十年,或多或少写出一些东西,怎么也能从讲师评到副教授、教授,再从教授评到博导。现在有些讲师和副教授也可以当博导了,“帽子”是容易戴上的,因为那只不过是一个岗位。就如同机关单位,科员到科长到副处长再到处长,排也排到了。但问题是,戴上“帽子”得对自己有意思,对别人有意义。扪心自问:在写一本书或是写一篇文章的时候,自己觉得这些内容有意思吗?如果自己都觉得没有意思,就不能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而有意思的前提就是:自己觉得要是没有把这篇文章或这本书写出来,一辈子就白活了。

因此,人文社科最重要的是基础。没有深厚的文献积累、独到的思想积累以及坚实的生活积累,在人文学科的任何一个领域有所作为都是难以想象的。就像高清海老师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特殊的苦难、梦想和追求。不管文学、史学还是哲学,尤其是艺术,没有强烈的生活积累是创作不出来的。

3.能力

首先是洞察力,这是捕捉和把握问题的能力,也是我们经常强调的问题导向。你能不能把握问题、把握到什么问题、你对那个问题是怎么理解和看待的。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训练的过程。陈省身教授说:一个数学家百分之一是他的勤奋,百分之九十九是他的天赋。他说这话有特定的语境,不能歪曲。但也说出了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事人人都能干,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干所有事,要权衡一下,自己适合干什么。我七十岁的时候觉得自己这辈子很幸福,最重要的就是“得其所哉”,但很多事情我也做不好,如当过装卸工、放映员和叉车司机等。和很多人一样,青年时期我也是文学爱好者,但最后我权衡了一下:写小说不会讲故事,写诗缺少灵气,那就不如去做哲学。所以,我们要自觉地去提升自己的能力,也要反思自己特殊的最擅长的能力是什么。有没有洞察力,能不能捕捉和发现真实的问题,决定一个人最后能不能成为大家。其次是概括力,分析和提炼出最重要问题的能力。问题导向是要抓住一个问题,但问题是需要分解和升华的,尤其是人文学科学者最重要的是要理性思辨,也就是思辨力。我最欣赏黑格尔所说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做学问不仅要有理念层面上的“全体的自由性”,还必须诉诸论证上的“环节的必然性”。前天我和孙利天老师聊天时说: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觉得自己读明白了、想明白了、说明白了,但和最后写明白了中间是一堵墙。比如,我从没写过孔孟老庄、胡塞尔、海德格尔,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读过,但是我写不了,做不到“环节的必然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多写才是硬道理,当然不是瞎写,而是诉诸逻辑环节的必然性。我同意把代表作、最好的文章拿出来,而不仅仅是以数量来评价。但是,一个人之所以能写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因为之前写出了很多甚至没有发表的东西。尽管博士学位要求博士生发表论文,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应当的,但是如果你不能写出5篇达到公开发表要求的学术论文,你就不可能写出一篇合格的学位论文。

张希校长去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调研时,我说中心的一批人都是把心思用到学术上的,至于一个人现在能达到什么水平,和他的努力程度以及原来的基础等各方面有关,但只要他们把心思放在学术上,都会有所作为。如果学术团体中大家都在讲究别人,这样不仅自己完了、整个团队也可能完了;如果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学术上,不仅仅是对这个团体好,而且对每个人都好。只有我们每个学者都把自己当作人格化的学术,才会有一流学科。因为一流学科就是指有一流的学术领袖和一流的学术团队,有一流的研究纲领和一流的研究课题,有一流的研究成果和一流的研究能力。不管国内的同行对我们的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怎么评价,我认为我们就是一流的,我就有这个底气。不是说要有特色和优势吗?我们从高清海先生开始就有自己独到的研究纲领,形成了一系列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只要我们把这种学术传统传承下去,我们就是一流的。因此,培养学术梯队,立德树人绝不是一句空话。

4.心态

心态非常重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本质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学者首先是生活在学界的,生活在学术圈。这里我特别重视三点:第一,人格上相互尊重。很多学者不是这样,带有谩骂,这是不可思议的。第二,学问上相互欣赏。欣赏学问本质上是欣赏别人的劳动,人家投入相应的劳动,你就应当去尊重别人的成果。我和孙利天老师是大学同学,四十年来几乎每天都在一起交流,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人格上相互尊重和学问上相互欣赏。第三,学术上相互批评。文科最缺乏的就是真实的学术批评。在学术批评上有三种现象最为严重:“捧杀”“棒杀”和“抹杀”。“捧杀”就是动员学生给自己写书评,甚至找学界认识的人给自己写书评。经常碰到有人跟我说:孙老师给我写个书评吧。我说:我看都没看,你的研究领域我又不懂,我能写什么?但孙利天老师写了一本《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书,我看了之后就想给他写书评,确实有很多感触,这才是真实的有感而发。“棒杀”包括在学位论文评阅、课题评审中都有这样的问题,原因就是不同意别人的观点。试想如果每个人的观点都一样,又怎么能做出有创见的博士学位论文呢。所以,我们提出批评时不应该是批评观点,而应该是批评论证。论证不成立,观点才能不成立。法学都讲要无罪推定,以无罪为前提,而不是以有罪为前提。我们现在很多的批评文章,是以有罪为前提的,用的都是谩骂的词。我希望吉大的老师不要做这样的事,商榷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应当是出于同情的了解和带有敬意的批判。人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没有问清楚就说人家不对。有很多包括敏感的问题也是这样,他说的可能并不对,但你也应该带有同情的了解。你觉得人家不对,那他为什么要把不对的说成对的呢?因为下面还有论证,看看人家的依据是什么。这点非常重要,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学术界的进步了。而我们现在要么一顿书评“捧杀”,要么一顿质疑“棒杀”,更多的是集体沉默“抹杀”,好像中国学者啥也没干。多引证西方学者、中国古代学者,你看有几个人引证同行的东西?这点和理科还不一样,所以一说到引用率之类的就非常之低。因为有人觉得,要么别人的东西不值得引,要么引用别人的东西自己的就啥也不是了。如果不采取“抹杀”这种集体沉默的态度,他的论文就不仅仅是一文不值了,而有可能是学术腐败了。所以,这个方面希望老师们能不断调节自己的心态,在人格上相互尊重,在学问上相互欣赏,在学术上相互批评。

5.著述

导师作为人格化的学术,是体现在著述上的。对于人文学科的著作和论文,我觉得有三点要求是必要的。

第一是深刻,文章要有真知灼见。没有真知灼见为什么要看你的文章?所以我常跟自己的学生交流,看一篇人文学科的著作,起码应该受到启迪,最好能够受到震撼。如果看一篇人文学科的著作或论文,没有受到启迪,更没有受到震撼,那这篇文章写和不写就无所谓了。但是要想做到深刻太难了,必须要在思想上和自己过不去,和自己真实地较劲。说一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标题是《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副标题是《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在中国搞哲学的、特别是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辩证法不是批判的。但是为什么它就是批判的呢?它怎么不能是非批判的呢?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来出版为一本书,就讲了这么一个道理。期间我不断地跟自己较劲。恩格斯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那么我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恩格斯又说:我们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同一个规律,它应该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正是这个前提才是哲学自身反思的对象,由此得出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我想,所有写出来的能够传之久远的人文学科著述,首先取决于作者真的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了,并不断地从反面向自己提出问题。我特别欣赏叶秀山先生在《读书》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读那些总有读头的书》的文章。跟黑格尔辩论,你提出一点他会回答你一点,你怎么提他都有话跟你说。但我想问一下现在老师们写的东西:你能经得住几次追问?在为全国思政课教师讲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怎么才能讲好思政课呢?讲好思政课就是先“有理”然后“讲理”。很多学生为什么不爱听讲,是因为有些教师把思政课变成了一种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和空洞的说教,不“讲理”,学生当然不爱听了。学生追问你的时候,你就说“这还是问题吗?”如果学生问“黑格尔为什么要搞唯心主义呢?”你回答说“他是唯心主义者,当然要搞唯心主义了!”那学生能听进去吗?你自己都说服不了你自己。所以首先要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跟自己真正地较劲,要从各种角度去反问自己、反驳自己。比如说,我们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但前段时间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批判的文章——驳《资本论》哲学化。我欢迎批评,但问题是作者没有去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阐释,也就是说,他没有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追问他自己,那么他提出的质疑就难以成立。因为当我们在申请、研究和结项课题的时候,就充分地考虑到了别人可能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这个作者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已经充分讨论过的。因此,我觉得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是最为重要的。

第二是厚重,文章要有理有据。这就取决于文献积累和思想积累。没有深厚的积累,怎么能写出厚重的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学校文科有两个被认定为A类的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和《新华文摘》。而老师们在讨论制定标准时说:《中国社会科学》列为A类可以接受,但是把《新华文摘》并列为A类就有异议了。但我有自己的想法:这两个刊物的追求和效果不一样。我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概括和评价就两个字:厚重。中国的社会科学刊物,还很少有像《中国社会科学》这样在理论、思想、学术方面如此厚重的学术刊物。大家可以向《中国社会科学》投稿试试,文章没有有理有据的论述、没有逻辑环节的必然性、没有充足的文献积累,是不可能给你刊发的。那么为什么又可以把《新华文摘》列为A类呢?这是因为它起到了另一个方面的作用。我们强调问题导向,要回应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当代的世界和当代中国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和学界最关注的问题。所以概括和评价《新华文摘》我同样用两个字:引领。我个人认为把这两本刊物列为文科的A类刊有其真实的道理:一个是厚重的学术内涵,一个是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学术的繁荣所起到的引领作用,《新华文摘》中主要的文摘都具有前沿性和引领性。所以我希望老师们在写论文的时候,把文章投给哪本刊物是很有讲究的。刊物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你得符合它的要求才可能被刊登。

第三是优雅。一个搞人文学科的学者,语言上过不了关,不能做到清晰的思考和清晰的表达是不行的。很多论文我确实不敢恭维。比如今天我看过的一篇博士生的论文,第一个评价就是:能非常顺畅、非常通畅、没有任何障碍地读完。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因为现在有许多博士生的论文使用谁都看不懂的话讲了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而不是用谁都能听明白的话讲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道理。这可不是夸大,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现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众化那么容易吗?大众化要反对从概念到概念的经院哲学,更要反对原理加实例的庸俗哲学。现在很多人一搞大众哲学、大众化,好像一说出来大家都能看明白就是大众化了,其实这是列宁所批判的原理加实例。用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经常说的话就是:外部的反思。现在很多老师写东西不就这样吗?用原理来说明实例,用实例来论证原理,这不是论文。回头想一想自己写的所谓的论文,不就是原理加实例吗?无法卒读。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你连语言的通达通顺通畅都做不到,更不用说优雅了。所以,我评价孙利天老师写的著作时就是:凝重和空灵。而有的人文学者写的东西那叫个笨拙。我自己写一篇论文,如果没有音乐的节奏感,我绝不发表。如果写出来的论文别人都看不下去、不爱看,那怎么能叫作人文学者的论文呢?这些年不就是培养自己这点能力吗?我们又不进实验室,又不写数学公式,又不像有些社会科学学科那样还得搞什么调研案例。你不就是在说话吗?话都不会说,还当什么人文学者呢?我不是批评谁,我只是说立德树人得立出自己的形象来,立起自己学术形象,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立不起自己的形象,学生背后可能会说这个老师啥也不是,还不如我呢!所以我常说一句话:知生莫如师;反过来也一样,知师莫如生。学生对老师最清楚了。学生问你问题,你说回去再看看吧,这不就明白你知道点啥了吗?不是说要求老师什么都知道,但应当知道的你都不知道这就说不过去了。

总之,有关导师的形象,就是不仅仅要有很高的品位,有坚实的基础,而且还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最后能够产出表现导师形象的著述。形象就表现在一个人的著述上,写出的东西是一个人最真实的形象,作者的大气、正气和勇气,文章的深刻、厚重和优雅,都显示出来了。这是我跟老师们交流的第一个大问题。

二、导师的工作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导师的工作。按我自己的理解就一句话:引导学生学会研究。教之者有方,学之者不怠。我特别欣赏采访张希校长的那个题目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这是说到位了。什么叫导师?导师就是把灯点亮,而不是把篮子装满。装满篮子是学生自己,点亮灯的是导师。如果导师不帮学生把灯点亮,而是去帮学生装满篮子,就没有起到导师的作用。那么怎么能起到“点灯”的作用呢?我把它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研究课题

提出研究课题是一个导师最基本的工作。研究什么?虽然学生自己可能想过很多问题,但是他自己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课题,这必须得到导师的引导和帮助。我认为一个研究生的选题要聚焦到三个点上:学术兴趣、研究基础和现实需要。什么是学术兴趣呢?就是他想写什么东西;什么是研究基础呢?就是他能写出什么东西;什么是现实需要呢?就是无论从理论的、学术的还是现实生活的,要求他要写什么东西。很显然,这里最重要的是第二个,研究基础学生到底能写出来什么东西。这么多年我在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始终要问自己:作为一个导师,究竟有些什么方面的研究,都思考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对于学生的选题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建议讲师、副教授没有指导硕士研究生的经历就来指导博士研究生。我并不参与制定政策,这只是我的体会。我的建议是,讲师、副教授最起码要完整地指导过硕士研究生。没有这样的基础,是无法帮助学生形成应有的合理的研究课题的。如果导师自己没研究过什么、也没发表过多少文章、甚至没出版过什么书,那么怎么去指导学生呢?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导师的。学生觉得这个也挺好,那个也挺有兴趣,但导师需要在听的过程中捕捉学生最好的兴趣点。比如,我有一个博士研究生,说要写《资本论》。我认为如果这么笼统地写《资本论》,那这个选题就不能成立。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的序言中说:任何一门学科的那种新的见解都包含着它的“术语的革命”。我说你就抓住这一点:马克思的商品、货币、资本等术语怎么就有了一种真实的革命?马克思怎么就超越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了?我这个学生的论文最后定的题目就叫作:《资本论》的术语革命。比如,我还有一个学生,教钢琴还教音乐史,喜欢宗教还喜欢我的《哲学通论》。我说宗教、艺术和哲学你都喜欢,那么你就把这三者做个比较,但别笼统地比较。我给你起个题目:人类心灵的三种文化样式宗教、艺术和哲学。导师要给学生一碗水,导师就得有一缸水。就是说,导师自己得有许多的研究课题,这样才能够选出一个好的研究课题来推荐给学生。再比如,还有一个明年要毕业的博士生,想了一个我觉得不错的题目,是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这个题目好在哪呢?一方面,《剩余价值学说史》是研究《资本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绕过的一本重要著述。而无论是哲学界还是经济学界,还很少有人对它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所以,这样一个选题非常具备可接受性,一方面大家都觉得应当研究;另一方面,由于还缺少一定的研究,或许这样还比较容易被通过。因为这既不是找冷门,还很难产生异议。在这些基础上再说创新的问题也不迟。而且,学生要想到自己是去答辩、是被“审判”的对象,而不是在博士学位论文里表现自己,要让评审者能接受你的这些东西。理科我不了解是什么情况,但这是文科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以导师要从学生的学术兴趣中找到他的研究基础,他能写且感兴趣。更重要的是,在学生能写和想写的基础之上,为他们凝练出一个研究课题,这是导师极为重要的工作。什么叫导师?连学生应有的研究课题都凝练不出来,那还叫什么导师呢?而有很多导师不正是这样吗?学生跟他谈来谈去,却没有收获、不能定下研究课题,这就是导师没有能力为学生凝练出研究课题,没有能力为学生凝练出“靶子”“灵魂”和“血肉”。这是对导师非常高的要求,但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所谓的“教之者有方”。

2.提示背景知识

提示背景知识是导师非常重要的工作。导师不熟悉的东西,应该主动地去找一找、去和懂的人进行交流,从而为研究生的课题提示其应有的背景知识。学生要做某个课题,你为学生确定某个课题。但是学生要具体看什么呢?我觉得有三类背景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类:经典文本,学科必读之书。要搞哲学,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没看过,还说搞哲学、搞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闹笑话吗?现在有好多博士生选“西马”,但没看过“马恩”的著作,光看“西马”的东西,你搞什么“马哲”呢?所以,我觉得每个学科都有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经典文本,这是无法绕过的。这和理科还不完全一样。文科理论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而它的历史是思想性的历史。离开了经典文本,不可能做任何研究。恩格斯对于搞自然科学的人还提出一个警告:由于自然科学家们不懂得理论思维的历史,因此他们往往把半个世纪以前或者是几百年以前就已经被废弃了的哲学命题,当作全新的时髦的东西拿了出来。这是对于自然科学家的一种批评。就是说,自然科学家如果不懂得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他就觉得有了一个特别伟大的发现,但其实只是把哲学史上几百年前就已经被废弃了的哲学命题当作全新的时髦的东西拿了出来,更何况我们搞人文学科的。比如,搞政治哲学,卢梭、洛克、霍布斯的思想都不知道,然后就能够研究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这是不现实的。

第二类:专题研究,课题必读之书。这就更需要导师为学生提供关于课题的国内外一些重要的研究思路,特别是,如果学生选择的是对某个人、某个文本的研究的话,导师就必须给学生提供充分的二手研究资料。比如,有学生写康德,导师就得提供出来国内外的、早期的、后期的、当前的关于相关问题的一些二手研究材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学生才有可能写出一点新的东西。

第三类:相关文献,知识参考之书。我觉得真正地写好一篇论文,绝不能仅局限于要写的学科自身领域内的东西。不仅仅文史哲不分家,我觉得所有的学科都是不分家的。如果今天在座的哪位老师真正地对自然科学的某个学科有一定的研究的话,那他的研究水平就不一样。恩格斯的重要哲学命题就有好多是跟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相关的文献作为知识参考,视野越大越好,它会启发我们很多东西。本来没想到的,但当看了一本觉得不相关的书,比如文学批判、文艺理论之类的相关作品,不一定哪个就对研究哲学问题非常有启发。

3.提升核心理念

文科研究生写论文主要有三点:靶子、灵魂和血肉。第一是“靶子”。论文之所以是论文不是公文,就在于有“靶子”针对一个理论问题提出了质疑、批评和反驳。如果别人说的东西都没有问题,那你还说什么?所以,我觉得作为一篇人文学科的学位论文或学术论文,首要的是有没有一个明确的重要的深刻的“靶子”。能提出什么问题就意味着能写出什么样的论文。“靶子”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和谁去比赛。但是,我可以不客气地说,各个学科的论文,有很多是缺乏明确的、准确的、深刻的“靶子”的,往往就是随便找个题就写上了。第二是“灵魂”。我总强调一点:破和立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立不破。没有一个新的想法,又怎么能够去破除原有的想法呢?但这个立起来是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很难的过程。第三,最后落实下来就是“血肉”,也叫作概念系统的论证意识,就是我前面说过的思辨。

4.提高理论思维

对于这一点,我讲三句话:一是需要有钻进去的求真意识。这一点说老实话,很难做到。一个文本研究,不仅研究特定的文本,还要研究很多其他的文本,这需要钻进去,尤其像专门研究历史的。二是需要有跳出来的反思意识。仅是钻进去了,那是“故纸堆”“掉书袋”。要形成自己的东西,还需要有跳出来的反思思维。三是需要立起来的异常之思。有了前两者,才有可能在平常心的基础上形成异常之思,才能够真正地把自己立起来。

5.提供学术典范

我觉得学术典范最重要的是“真”。首先是真诚大气、正气、勇气,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是“我”真心要搞研究,“我”真心要搞明白一个问题。马克思说,冷静拔剑出鞘的人是无所作为的。所以要有一种追求、一种冲动,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那么接下来就是我讲过的三个积累、滴水穿石的积累,要有真实的学术基础。其次,要形成一种举重若轻的洞见。不管是写本书也好、写篇论文也好,如果最后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顶多是有文献价值,但是没有学术价值。最后,也是最艰苦的工作剥茧抽丝的论证。想明白了、说明白了都不算数,只有一点算数写明白了。剥茧抽丝的论证需要把全体的自由性诉诸环节的必然性。

前段时间,中国首届哲学家论坛邀请我发言,当时我想了一个题目:从理论思维看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我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解放。我讲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排斥外来的学术视域、照本宣科的话语方式、千人一面的无我哲学,等等。第二个方面,变革了什么?变革了以素朴实在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变革了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变革了以抽象实体论为基础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等等。第三个方面,理论思维得到了什么样的提升?当时《哲学研究》的常务副主编就向我约这篇文章。我觉得当时讲得很清晰很明白了,但是要写明白还得下功夫。不用说三个变革,就是前面那几个“解放”都是很难具体论证的,我耗费了很多心血。文献积累、思想积累、生活积累我都有,但是要把这三个积累落地,做出一种剥茧抽丝的论证,真是下了一番苦功夫。什么叫作直观反映论?什么叫作线性因果论?什么叫作本质还原论?它们的问题到底在哪?怎么能够超越?得下多大的功夫、得重新看多少东西!所以提供学术典范,可不是一句空话。

总之,导师立德树人,不仅是给自己树立一个道德的学术形象和榜样,还需要做出很艰苦的工作。今天的交流有明确的主题,就是立德树人;有特定的对象,都是人文学者。所以我从导师的形象和工作这两个方面和大家做了一个交流,不足为训。这只是我自己在教学研究和指导学生过程中的粗浅体会。最后还想引证我常说的一句话:希望我们的导师能够做到“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生探索”!

(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年第4期)

 


[1] 本文根据作者20191218日在吉林大学立德树人研究生导师讲坛上的报告录音整理加工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