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马建光：论“两弹一星”科技精英群体师承效应

论“两弹一星”科技精英群体师承效应

马建光

“两弹一星”作为共和国的丰碑，已载入新中国的史册，屹立在人们的心中。而创立这丰碑的功臣——科技精英们，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去继承、学习和丰富。追寻这些科技精英的人生足迹，师承效应是他们成长的共同规律，解读其要素和发生机理，这对于当前我国科技领军人才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要素分析

　　为了便于对“两弹一星”科技精英群体师承效应进行直观分析，笔者查阅了国内介绍“两弹一星”科技精英事迹的大量资料，汇总成表１。

　　现在，我们来对“两弹一星”科技精英们求学情况作一具体分析：

　　1．学历学位

　　“两弹一星”23位科技精英中，本科学历3人，约占13％；硕士研究生6人，约占26％；博士研究生14人，约占61％。他们取得本科学历的平均年龄为23岁；取得研究生学历或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为28.3岁。我国学者沈震曾对公元1～1979年1463名科学家的2119项成果研究表明，数学和物理学的科学家最佳创造年龄在27～33岁[1]；美国学者朱可曼对1901～1972年的28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从事获奖研究的平均年龄进行研究，物理学专业创造的最佳平均年龄为35.8岁[2]。对照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应该说全部毕业于国内外名牌大学的“两弹一星”科技精英们，在其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受到了系统正规的尖端科学的教育，为即将到来的“两弹一星”研制积累了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由此可见，大学教育对科技英才的成长至关重要，研究生教育是培养杰出科技人才的有效方式，留学培养人才是一条捷径。由于有这样一批学历高、理论基础扎实、掌握最前沿知识和尖端科学的科技精英，不但使我国研制“两弹一星”处在一个高起点，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而且在他们的培养下，建立起了我国国防科技人才高地。

　　2．就读学校

　　这23位科技精英的本科教育，清华大学有7位，西南联大4位，北京大学2位，交通大学4位，20世纪40年代的中央大学2位，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北洋大学、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前苏联莫斯科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各1位。此后，他们中的20人，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取得的硕士、博士学位也都是世界名牌大学的。而通观各名牌大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名师荟萃，群星灿烂。如清华大学，在抗战之前，仅物理系就集中了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任之恭、赵忠尧、萨本栋等一批师从于世界级大师的海归学者。而西南联大更是如此，物理系除上述名师外，还集中了饶毓泰、郑华炽、余瑞璜、霍秉权、孟昭英、吴大猷、张文裕、王竹溪等一批大家。国外如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爱丁堡大学、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名校无一不是靠名师支撑，而且这些大学往往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聚集地。二是名校文化，底蕴深厚。正如清华大学老校歌唱的那样：“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既是清华的办学特色，又是她的文化底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清华大学秉持“三通——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的办学方针，在课程设置中分“中文”和“西文”两大部，“中文”请国学大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讲授，为学生奠定了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特别是爱国主义的根基；而“西学”则十分注意对学生外语（主要是英语）、自然科学和西方文化（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等）的训练，以便“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干格”[3]。西南联大则把北大“民主、自由”和清华“严谨、认真”，以及南开“开拓、活泼”之风融为一体，形成了“教授治校、自由流动、科教并举、通识为本”的联大文化[4]，培养了邓稼先、朱光亚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正是由于名师传承和文化浸染，名校不但成了“两弹一星”科技精英当年向往的圣地，而且也成了培养和造就他们的摇篮。

表１　“两弹一星”科技精英群体求学基本情况

姓名	学历学位	主修专业	本科教育	留学经历	师从名家
于敏	研究生	核物理	北京大学		张宗遂、胡宁、彭桓武
王大珩	硕士	光学	清华大学	伦敦大学	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特纳
王希季	硕士	动力与燃料	西南联大	弗吉尼亚理工学院	刘仙洲、张大煜
朱光亚	博士	核物理	西南联大	密执安大学	周培源、赵忠尧、叶企孙、吴大猷、M·L·Wiedenbeck
孙家栋	1951—1958年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航天技术				卡拉普托夫、卡耳贝尔
任新民	博士	工程力学	兵工学校	密歇根大学	大卫
吴自良	博士	物理冶金	北洋大学	卡内基理工学院	巴瑞特、斯莫洛柯夫斯基
陈芳允	学士	电子学	清华大学	英国考瑟无线电厂	任之恭、叶企孙、吴有训
陈能宽	博士	物理冶金	唐山交大	耶鲁大学	茅以升、王钧豪、麦休逊
杨嘉墀	博士	应用物理	上海交大	哈佛大学	马就云、钟兆琳、耐科贝勒
周光召	研究生	理论物理	清华大学	杜布纳研究所	王竹溪、叶企孙、彭桓武
钱学森	博士	空气动力学	上海交大	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	钟兆琳、陈石英、叶企孙、王士卓、冯·卡门
屠守锷	硕士	航空工程	西南联大	麻省理工学院	吴有训、庄前鼎、王士卓
黄纬禄	硕士	无线电学	中央大学	伦敦大学	陈章、佛太斯库
程开甲	博士	固体物理	浙江大学	爱丁堡大学	王淦昌、束星北、马克思·玻恩
彭桓武	博士	理论物理	清华大学	爱丁堡大学	叶企孙、周培源、马克思·玻恩
王淦昌	博士	核物理	清华大学	柏林大学	叶企孙、吴有训、迈特内
邓稼先	博士	核物理	西南联大	普渡大学	叶企孙、饶毓泰、德尔哈尔
赵九章	博士	气象学	清华大学	柏林大学	叶企孙、吴有训、竺可桢、菲克尔
姚桐斌	博士	冶金学	唐山交大	伯明翰大学	茅以升、王钧豪、弗·康德西
钱骥	学士	空间物理	中央大学		赵九章
钱三强	博士	核物理	清华大学	巴黎大学	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伊丽娜·居里
郭永怀	博士	空气动力学	北京大学	加州理工学院	饶毓泰、吴大猷、周培源、冯·卡门

　　3．主修专业

　　据对23位“两弹一星”科技精英高等教育主修的专业统计，物理学专业有13人，占首位，其中核物理专业6人，空气动力学2人，再往下依次是应用光学、电子学、无线电学、工程力学、航空工程、动力与燃料、气象学、航天技术各1人。这些专业都是后来“两弹一星”的主干专业，而且结构合理，形成了以钱学森为帅才的导弹专业人才方阵、以钱三强为帅才的原子弹专业人才方阵和以赵九章为帅才的卫星专业人才方阵。讲到23位科技精英主修的专业，在此就不能不提到中国现代科技的奠基人——叶企孙教授，这位具有战略眼光且被称为“两弹一星”鼻祖的物理学大师对科技精英学习专业的选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钱学森作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领军人物，他的事迹和英名今天可谓家喻户晓。然而，钱学森当年从交通大学毕业时完全不知道航空航天这个科技前沿，他大学学的是古老的铁道机械专业，是叶企孙教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34年叶企孙主持清华大学选派公费留学生工作，他向全国公开招考，并根据国防急需特设航空学名额，钱学森考取后，他专门安排钱学森到清华这个当年唯一开设航空工程课程的大学进修一年，指定从MIT深造回国的王士卓教授指导补修航空专业知识，并与1929年就访问过清华的被誉为“超音速时代之父”的冯·卡门建立了联系，让钱学森去美国师从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叶企孙这种安排，不但决定了钱学森未来的人生命运，而且也为新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作了未雨绸缪的准备[5]。同样，赵九章、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陈芳允、王大珩、屠守锷等科技精英的专业选择也受到了叶企孙的指导。由于叶企孙的精心安排，这种多专业多学科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协助，恰好为后来“两弹一星”的研制、试验、发射、遥测、回收做好了理论和技术上的基础性准备，发挥了学科互补、合力创造的作用。

　　4．师从名家

　　从23位科技精英从师情况看，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他们的导师全是国内外科技顶尖人才。如国内带教他们的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饶毓泰、周培源、任之恭、吴大猷、王竹溪、竺可桢等名师，都是留学欧美的海归学者和各自学科的领军人物。与此相似，“两弹一星”科技精英留学欧美时的导师，也几乎都是当时科技领域的权威或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如钱三强的导师伊丽娜·居里是居里夫人的女儿，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彭桓武和程开甲的导师马克思·玻恩是量子力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钱学森、郭永怀的导师是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等等。二是他们或多人师从同一个导师，或师生共同研制“两弹一星”。如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吴大猷等被称为“两弹一星”的鼻祖，23位科技精英早期的成长几乎都与他们密切相关。彭桓武与程开甲同出于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大师马克思·玻恩的门下，而玻恩的门徒有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和福克斯、“原子反应堆之父”费米、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海森堡和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等著名科学家，师承效应的魅力也由此可见。同样，钱学森和郭永怀也是同门师兄弟，他们都师从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而在“两弹一星”23位科技精英群体中，有师承关系的也不胜枚举。如王淦昌曾在浙江大学教授过程开甲，彭桓武在北京大学研究院担任过周光召的导师，赵九章在中央研究院时就精心带教并非气象专业毕业的助手钱骥。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两弹一星”科技精英师承效应是建立在名师、名校、名专业、名学历（学位）四要素基础之上的。

　　二、机理解读

　　正像事物的发生有其自身的因果关系一样，“两弹一星”科技精英群体所形成的师承效应人才链之所以能相继延续，自然也有其内在的机理在发生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因素：

　　1.科学预见、把握前沿的眼光得以继承和发扬

　　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冯端院士认为：“画工和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有手，而后者既有手又有胆，就显得高明多了”，“做第一流科学工作所花的力气不一定比做第二流工作要多，差别在于眼光——即判断力和鉴赏力。”[6]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经验之谈。敏锐而深远的科学眼光是大科学家成就事业的特质。它可以清晰地洞察前沿，准确地预见未来，科技名师往往重视培养学生的这种眼光。中国“两弹一星”鼻祖、清华大学原物理系主任吴有训院士在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时，曾以证明“康普顿效应”闻名于科学界。回国后，他预见到X射线散射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一开始就用康普顿效应和拉曼原理等最前沿的理论指导学生进行X射线研究，以前沿性的课题锻炼学生，培养了王大珩、钱伟长等一批站在学术前沿的学人。与导师一样，“两弹一星”功臣王大珩，被公认为属于那种永远站在科学前沿、有眼光、有魄力的科学家。20世纪40年代初，正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攻读玻璃制造专业博士学位的王大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世界闻名的蔡司公司实验部需要人时，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能进入蔡司玻璃公司工作，就有可能接触到光学玻璃，学到最先进且保密的技术。为了祖国的需要，为了立足在玻璃学的前沿，王大珩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而选择了从事光学制造工作。事后证明，他的选择是非常有眼光的，他把光学玻璃配方及他的研究成果带回了祖国，在“两弹一星”光学设备研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当关注到世界各国对美国“战略防御倡议”的反应时，他立即敏锐地意识到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他联合著名科学家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向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7]，成为“863计划”的第一人，再次显示出非凡的眼光。与此相同，王大珩的高足王之江院士，深得导师传承，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就把眼光盯在了红宝石激光器研制这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兴学科上。经过王之江的不懈努力，红宝石激光器研制成功，使我国在该学科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从吴有训—王大珩—王之江这条师承效应人才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名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眼光的传承，这是师承效应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2.精心选才、因人施教的能力得以继承和发扬

　　 “两弹一星”科技精英的大量事实表明，大科学家之所以能带出高徒并且能传承下去，与名师精心选才、因人施教的能力密切相关。世界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师。当年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去加州理工学院拜访当时人们很难一见的冯·卡门以求深造，学习航空理论。在会见中，冯·卡门提了一连串高难度的问题，钱学森凭借自己扎实的理论功底对答如流，他那非凡的智慧和敏锐的思维判断能力，深得慧眼识才的冯·卡门教授激赏，当即表示愿破格录取他为博士研究生。于是，冯·卡门根据钱学森数学天赋高和想像力丰富的特点，以高速空气动力学这一集数学、动力学、流体力学为一体的新兴边缘学科作为钱学森的博士研究课题。并通过合作研究、启发式教育来提高弟子的学术研究水平，使钱学森学会了从工程实践中提取理论研究对象和把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去的方法，学到了从大处和远处设想科技发展问题的卓识[8]，在科学世界自由驰骋，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回到祖国后的钱学森继承老师的传统，精心选才，把自己开创的《工程控制论》知识传授给戴汝为、于景元、汪成为等年轻学子，并在此后多年仍与他们合作，不但推进了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的发展，而且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最终使他们成为我国当下控制论、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方面的顶尖专家。此类事实，在“两弹一星”科技精英身上多有体现，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名师带教高徒是一个从“半成品”到“成品” 的深加工过程，导师必须精心挑选人才，然后针对其特长加以科学施教，方能造就英才，否则，即便导师才学再高，方法再妙，“朽木”也难以雕出“精品”。

　　3.情操高洁、人格至善的品性得以继承和发扬

　　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时曾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9]这是对以居里夫人为代表的科技大师们的高尚情操和至善人格的真实写照。事实上，科学大师在带教时，不单给弟子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同时也在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心灵得以升华，做学问与做人和谐发展。这从马克思·玻恩—彭桓武—周光召—吴岳良师承人才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爱国情操和人格品性方面可谓一脉相承。马克思·玻恩虽然是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但他谦逊随和，待人诚恳，不分种族，有教无类，广育英才；虽博学多才，成就卓越，但从不居功自傲；虽被迫离开德国，流亡英国，但对祖国一往情深，挚爱一生。他的所有这些优秀品格和高尚情操在他的中国高徒——彭桓武身上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彭桓武这位被同行敬仰的“两弹元勋”，他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与他的科学贡献一样，都是第一流的。为了报效祖国，身为双博士和教授职位的彭桓武怀着一颗爱国之心，放弃了海外的优厚待遇，放弃了量子场论前沿这一光明的学术前途，毅然选择了回国，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回国时，他掷地有声：“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10]，表现出爱国是科学家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和责任担当。而对于名利，彭桓武则更为淡泊：当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100万元奖金时， “不为物欲所惑”[11]，设立了“彭桓武纪念赠款”，分批赠给昔日合作核研究而身体受到损伤的同事。同样，“两弹一星”功臣周光召院士秉承导师的道德精神，热爱祖国，淡泊名利，献身科学，并把这种品性传授给自己的爱徒吴岳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马克思·玻恩—彭桓武—周光召—吴岳良，四代人对于祖国的挚爱如同一种规则，极其自然地相互传承。因此说，师承效应不只是对老师知识的继承，同时还是对老师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的继承发扬。

　　4.学术民主、教学相长的学风得以继承和发扬

　　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借鉴、教学相长、共同提高、勇于超越，这几乎是所有科学大师培养高徒的共同做法。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教授出自德国哥廷根大学，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以后，把哥廷根的民主学风也带到了美国。他每周亲自主持召开一次研究讨论会和学术研讨会。会上先由1人作40分钟的主题发言，然后开展一个多小时的讨论，最后由冯·卡门用15分钟进行小结。不管是教授还是研究生，在研讨会上一律平等，做到学术民主，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展开激烈讨论，催生出许多新思想、新方法和新发现，这成为冯·卡门培养杰出人才的独特方法。回国后的钱学森在主持和参研国防尖端科学时，身体力行，充分继承和发挥了导师的这种优良传统，形成了自己既严密细致又科学民主的学风，导演出一幕幕科学活剧。如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种中近程火箭，发射时因发生“汽化”而射程不够。专家们都在考虑，怎样再给火箭“肚子”里多添加推进剂，可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无法再增加燃料。正当大家绞尽脑汁而一筹莫展之时，时为中尉的王永志提出：“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他的理由是“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12]对此，许多专家不同意，认为这是拿国家的巨额资金去冒险。而钱学森听后，精神为之一振，思维一下子受到启发，这位具有民主学风的大科学家，不因人废言，经过反复思考论证，认为王永志的想法非常正确，并给予支持。果然，火箭泄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三发，发发命中目标，一扫几年来压抑在专家心头的阴霾。如今，王永志带徒时，仍然把钱老的这种科学精神和民主学风作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传承给自己的弟子。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受传统封建专制思想意识和文化影响至深的国度，科学的发展，必须以民主的学风来促进。

　　5.甘为人梯、乐于奉献的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

　　“两弹一星”科技精英师承效应的发生和人才链的形成，关键在于大师要自觉自愿、源源不断地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道德情操传授给学生，这就需要有甘为人梯、忘我奉献的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淡泊名利。这从吴有训—王淦昌—程开甲师徒身上可以清晰看到。吴有训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时，他不但用奇妙的物理实验把王淦昌、钱三强、王大珩等科技精英引进科学的殿堂，而且甘为人梯培养后学，精心指导王淦昌研究《测量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一当时国内还没有人做过的前沿实验课题。课题完成后，吴有训教授亲自改成论文《大气中的放射性和北平气候》，并译成英文，以王淦昌的名字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第一期上[13]。当远赴柏林大学求学的王淦昌偶然看到论文后，既惊喜又感激，更为导师那博大的胸怀和良苦用心深深感动，成为他人生的楷模。数十年来他秉承导师的这种精神，用心血培育新人，扶掖后进，不遗余力，培养了程开甲、李政道、胡济民、唐孝威、吕敏、丁大钊、王乃彦等数十位杰出人才。令人欣慰的是，像王淦昌一样，他的学生们继承和发扬了导师这种精神，继续培养和造就大批核科学的后继人才，为发展我国核事业作出贡献。此类现象在“两弹一星”科技精英身上不胜枚举。由此我们联想到一些科研单位，也有一些学科带头人，他们的才华很高，能力很强，却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带不出优秀的团队。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没有形成良好的师承效应人才链，没能继承和发扬好以上五种能力、品质和精神，尤其是与淡泊名利的境界有关。“两弹一星”科技精英的精神境界应成为我们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的楷模。

参考文献

[1] 沈震.学科的特点对科学家最佳年龄的影响[J].人才,1982(12).

[2] 朱可曼.科学界的精英[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230.

[3] 虞昊，黄延复.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50.

[4] 杨绍军.西南联大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J].学术探索,2000(6）：48－50.

[5] 虞昊.中国“两弹一星”鼻祖叶企孙院士[J].科学中国人,2000（1）：3.

[6] 徐希元，王亚军.从“名师出高徒”看博士生培养[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1（9）：11-13.

[7] 马晓丽.光魂——著名光学家王大珩[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248.

[8] 王文华.钱学森的情感世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208－209.

[9] 冯向东，杨勇，蔡克勇.科技人才成长之路[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50.

[10] 王霞.自然之子——著名核物理学家彭桓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252.

[11] 赵珈珈，凌云.彭桓武:励精图治的爱国志士[J].国防科技工业,2007（4）：52.

[12] 马京生.长天飞船[J].新华文摘,2001（1）：118.

[13] 郭兆甄，苏方学.日魄[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61.

（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年第1期）